深度

戴高樂在其戰爭回憶錄開篇寫道：「我一生都對法國懷有一種堅定的理念。」而我也一樣，我一生都對美國抱有一種理念。我始終認為，美國雖然深有缺陷，卻依然是全球一股巨大的善意力量。從亞伯拉罕·林肯到佛蘭克林·羅斯福，再到羅奈爾得·雷根，以及更之後的時代，美國人一直在為自由與人類尊嚴而戰，反對暴政；我們推動民主，資助馬歇爾計畫，挽救了數百萬非洲人免於愛滋病的威脅。當我們造成傷害時——比如在越南和伊拉克——往往源于自負與天真，而非出於邪惡意。

美國最古老的大學正面臨言論自由之戰和來自華盛頓的壓力，這不僅關乎哈佛本身，更關乎整個高等教育的靈魂。

校園里誰點燃了導火索，這可能會有爭論，但事情的經過卻清晰明了。2023年10月9日，也就是哈馬斯領導的戰士從加沙入侵以色列兩天後，哈佛大學的新任校長克勞丁·蓋伊（Claudine Gay）與一小群同事通過電子郵件討論如何回應這次事件。在此次襲擊中，1200人喪生，超過200人被劫為人質。他們猶豫是否應該將襲擊稱為「暴力」（最終覺得這個詞過於敏感），也在考慮是否要譴責由30多個學生團體簽署的一封公開信，這封信將以色列稱為「唯一應受責備的一方」。由於問題敏感，校方花了時間推敲措辭。當晚，他們發表了一份聲明，但由於過於平淡無奇，第二天蓋伊不得不發布另一份聲明，明確譴責暴力行為。

在國會山、五角大樓和白宮等辦公室里，常年運轉著一種體現美國官僚體系務實、高效且冷靜本質的設備：自動簽名機（autopen）。這種裝置可以儲存某個人的簽名，然後通過機械手臂持筆在需要時進行覆制。

與許多技術一樣，這種用於機械覆制簽名的「原始機器人」自誕生以來就一直引發人們的矛盾情緒。我們往往賦予簽名特別的意義，尤其當簽名人是名人或要人時更是如此。喬治·W·布什執政時期，時任國防部長唐納德·拉姆斯菲爾德因被媒體曝光使用自動簽名機在寫給陣亡士兵家屬的慰問信上署名，而引發社會上一陣不小的憤慨。

不久前，一位終生居住在上東區的非猶太紐約人，被朋友邀請主持一場紀錄片《以色列主義》的放映會。她當即拒絕了邀請。這並非因為她完全反對影片的觀點——影片講述了“年輕的美國猶太人挑戰舊有觀念、重新定義猶太教與以色列關系的故事，揭示了現代猶太身份中的代際裂痕”。這位潛在的主持人真正擔心的是自己會“被猶太朋友們排擠”或面臨“職業生涯的潛在影響”。她對我說道：“我想要勇敢一點，但我對自己的選擇感到失望。”

隨著夏日到來，上東區的大部分居民前往長島東端度假，沒有人願意在此時被社會“封殺”，尤其是在漢普頓的獨家派對紛紛籌備之際。這些派對通常在全球最富有的人們（其中包括不少猶太富豪）的私人豪宅里舉行。

他們在黎明前的黑暗中聚集。睡眼惺忪的孩子們扭動著身子，背著嬰兒和背包的成年人站著聽從指揮。哥倫比亞最強大的販毒集團——海灣幫的一個下屬用擴音器喊著指示，暫時蓋過了叢林中鳥鳴和蟲鳴的嘈雜聲：確保每個人，特別是孩子們，有足夠的食物和水。綁在樹上的藍色或綠色布條表示繼續前行，紅色則表示走錯路了，應該掉頭。

接下來是為團隊的安全和生存祈禱：“主啊，保佑我們每一步都平安。”當太陽從地平線上探出頭時，他們出發了。

那天早上，超過600人湧入叢林，開始了從哥倫比亞北部到巴拿馬南部的約70英里的旅程。按當地標準，這已經算是慢的一天了。他們來自海地、埃塞俄比亞、印度、剛果民主共和國、巴西、秘魯、厄瓜多爾和委內瑞拉，向北穿越南美洲和中美洲唯一的陸地連接帶。

一個改變生活的診斷

故事始於她在浴室看見鏡子里的自己的那一刻。那是一個陰沈的早晨，格里·泰勒走進她曼哈頓公寓光亮的浴室。她如往常一樣地照著鏡子，看著鏡子里的自己。一瞬間，她嚇得臉色僵硬。

啊？什麽？

她竟然認不出自己了。

當前，國際事務中正展開一場激烈的競爭，目標是定義一個新的時代。少數國家——以俄羅斯為主，聯合伊朗、朝鮮和中國——正意圖改變國際體系的基本準則。盡管這些修正主義國家的治理模式、意識形態、利益和能力各不相同，但它們都有共同的願望，即鞏固國內的專制統治，並在國際上擴張勢力範圍。它們都希望通過脅迫甚至武力來解決領土爭端，將他國對經濟和能源的依賴作為武器。此外，它們還試圖削弱美國的力量根基，包括其軍事與技術優勢、美元的主導地位以及無與倫比的盟友和夥伴關系網絡。盡管這些國家尚未形成一個緊密的軸心，美國政府也明確表示不尋求陣營對抗，但這些修正主義國家的行動迫使我們必須果斷應對，防止不利局面的出現。

當喬·拜登總統和卡瑪拉·哈里斯副總統上任時，這些修正主義國家已在積極挑戰美國的利益。這些國家認為，美國在國內正走向不可逆轉的衰退，並且與海外盟友逐漸疏離。他們看到一個對政府失去信任的美國公眾、一個因兩極分化而陷入癱瘓的美國民主、以及一個正在削弱自己曾建立和倡導的聯盟、國際機構和規範的美國外交政策。

“下一個問題來自黛比，”關於醫療決策能力的討論小組的主持人說。“如果病人簽署了放棄書，當前神志不清，並情緒激動，拒絕接受靜脈注射進行助死，你們怎麽看？”

在2016年總統選舉中，唐納德·特朗普藉助反墮胎運動的關鍵支持贏得了勝利。他承諾任命法官，推翻《羅訴韋德案》賦予墮胎的憲法權利，並成功兌現承諾。在最高法院裁定《多佈斯訴傑克遜婦女健康組織案》後，聯邦層麵的墮胎權利被廢除。然而，這一裁決卻成爲共和黨揮之不去的政治難題。在2022年中期選舉表現失利後，特朗普將失敗歸因於反墮胎候選人。據蓋洛普民調顯示，六成美國人認爲《多佈斯案》的裁決是“一個錯誤”，而自稱支持選擇權（pro-choice）的人數比例創下數十年來新高。爲爭取2024年總統選舉的勝利，特朗普逐步與支持生命(pro-life)運動保持距離。

每個有序的社會都有一個社會理想——即一個“優越的人”應有的形象。在美國，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50年代，這個優越的人是“教養良好的人”。這種人通常出生於那些主導紐約第五大道、費城主線區、波士頓燈塔山等精英社交圈的古老WASP家族（白人盎格魯-撒克遜新教徒）。他們成長於像格羅頓或喬特這樣的預科學校，成年後則進入哈佛、耶魯或普林斯頓。

在那個時代，想進入哈佛並不需要出類拔萃的智力或勤奮的努力，但你需要具備“適合俱樂部”的特質——外表英俊、運動能力強、優雅大方、悠然得體，最好是聖公會教徒，且必須是白人。如果你的父親是校友，這更是錦上添花。入校後，學術被視爲無關緊要。那些熱衷於學術的人——被稱爲“書呆子”——是社交圈的邊緣人。學生們真正爭相進入的是那些精英社交俱樂部：普林斯頓的“Ivy”，耶魯的“Skull and Bones”，哈佛的“Porcellian”。這些俱樂部爲少數有關繫的會員提供了通往白鞋所、頂尖銀行、國務院，甚至白宮的捷徑（從1901年至1921年，每位美國總統都畢業於哈佛、耶魯或普林斯頓）。這種社會理想下的核心價值並非學術成就，而是優雅的舉止、審慎的判斷和指揮的習慣。這是一個社會特權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