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評

這本書，奇異得令人著迷——既睿智，又盲目。

朱是《紐約》雜志的書評人，亦是2023年普利策評論獎的獲得者。過去幾年，她在文壇迅速躥紅，靠的是兩種文字能力：一種是她如手術刀般冷酷精妙的「拆書式」評論，另一種則是她以跨性別女性身份書寫的長篇論述——關於性別、欲望、身體與身份的思辨文本。

除了她非凡的才智，我認為她的崛起還有兩個更深層次的原因。第一，她是一個從學術界「康覆」的人——她自嘲為「康覆中的學者」——而在她面前，即便是驕傲自滿的紐約出版圈，也常顯得如鄉下老鼠般局促不安。她的文字，在《紐約》雜志的語境中看似銳新，其實深受馬克思主義文論大師弗雷德里克·詹姆遜（Fredric Jameson）及其思想後裔的影響：用辯證法在一個個觀點之間飛躍，不留解釋的空隙，不給讀者喘息的余地，帶著一種近乎宗教式的絕對篤信，同時又宣告一切信念終將幻滅。

第二個原因更直白——人們熱愛「仇恨閱讀」。朱在《權威》中寫道：「惡毒是一條三天未進食的獵犬，殘酷是那個冷靜牽著狗繩的人。如今，我追求的是殘酷。」

這聽起來冷血，卻毫不含糊。當你與你的評論者站在同一陣線時，這種態度甚至令人心潮澎湃。《權威》一書收錄了三類寫作：書評、個人隨筆與評論理論的沈思，大多數曾發表在《紐約》雜志、《n+1》等刊物。其中，書評無疑最為耀眼，是她才華的主戰場。她在字里行間頻頻亮出的洞察，既精準又辛辣，常令人忍俊不禁——這是她身為評論家的絕技之一——如此鮮活，以至於這些評價仿佛已經永久地銘刻在那些作家身上。

她寫布萊特·伊斯頓·埃利斯（Bret Easton Ellis）如何在《白色》中控訴千禧一代「覺醒文化」時道：「他自己從未真正長大，於是寄希望於別人替他長大。」

評柳原漢雅（Hanya Yanagihara）的《渺小一生》：「這是一部毫不掩飾的生活方式小說。」

說安德魯·勞埃德·韋伯（Andrew Lloyd Webber）的音樂劇：「他的角色直接向觀眾吶喊情感，仿佛用T恤大炮轟出去一般。」

寫奧特薩·莫什費格（Ottessa Moshfegh）：「盡管技法老練，但莫什費格的小說中始終有種令人難以忽視的稚嫩感。」

談紮迪·史密斯（Zadie Smith）：「諷刺的是，史密斯職業生涯中始終未能真正駕馭她所倡導的那類充滿同理心、溫情而真實的人物。」

然而，這種評論方法並非毫無代價。朱似乎從未真正熱愛過任何作品——也從未試圖為任何作品辯護。這種態度與她深受詹姆遜等思想家影響密不可分：她反覆將書籍拆解成歷史與政治的拼圖，剖析其結構，剝離其人文光澤，使之淪為被框架化、去魅化的對象。

這種分析方法固然在文學批評中占有重要地位，是對當下圖書文化中泛濫的人文主義情懷的一劑清醒劑，而那種情懷本身，也往往淪為偽善的陳詞濫調。但她的方法也破壞了我們對她審美判斷的信任。她是否真的擁有屬於自己的品味，變得令人懷疑。書中給予最高讚譽的，竟是一部結構精致卻套路明顯的HBO末世題材劇集《最後生還者》：「一次適度目標的傑出實現。」

朱反人文主義的立場——理念壓倒情感——在她關於自己跨性別經歷的書寫中顯現出另一面。那些文章博學而溫和，敏銳又通透，展現出廣博的閱讀與難得的公允。但讀來仍有一層壓抑感，仿佛她始終害怕另一個像她自己一樣機警又帶著嘲諷的批評者，正在潛伏，伺機捕捉她任何一絲未經諷刺、未經武裝的情感表達。她所允許的那幾個情緒瞬間——比如她寫到「那個我永遠擺脫不了的、受驚的直男孩」，或在接受陰部手術後在床上哭泣的片段——恰恰成了全書最真摯動人的時刻。那是真實情感的震顫，也正是她在他人作品中最不信任的東西。

但誰又能苛責她？苛責她的尖刻、她的警惕、她的憤怒？她的核心觀點——我們的文化正陷入晚期資本主義的蛛網中——幾乎毋庸置疑。而作為一名跨性別女性，她的存在每天都在遭遇權力的圍攻。在一個理應被憤怒照亮的時代，她的怒火，無疑是正當的。

也正因此，朱在書中偶爾暫停憤怒的瞬間才格外醒目。在她評論萊克西·弗萊曼小說「對青少年聯盟奇異彈性機制的機敏觀察」，或是林韜小說「精雕細琢卻無情節性」的「無聊寫實感」時，《權威》仿佛失去了它慣常的火力。值得注意的是，這兩位作家如今都身處文壇「酷圈」——而朱也已然成為其中一員，這一點從她書中密密麻麻的致謝名單中可見一斑，那些名字在熟悉文壇「高中食堂」格局的讀者眼中都格外耀眼。

當一個人宣稱自己出於原則行事時，前後不一便會致命——它動搖了「權威」的根基。但或許，朱也只是想當個酷酷的人。仇恨閱讀依賴仇恨來驅動：在理性的外殼之下，這本熾烈憤怒的書，終究不過是一場漫長且壓抑的哀號。

然而，朱畢生致力於一個信條：對作者的同情在批評中不應有立足之地。她大概也會痛恨這樣一個結語所隱含的——對她自身的理解與同情。

歷史學家往往努力同時保持兩種視角：一方面，他們試圖還原當事人當時的感受與體驗；另一方面，他們也利用後見之明和更為廣泛的歷史文獻來解釋當時的事件。有時，歷史學家還會借助對過去的了解，來加深對當前局勢的認識。本文所評的三本書在再現過去的感知和運用後見之明進行解釋上各有側重，它們在探討歷史與當今相似之處時，也采取了不同的表達方式。

人們常說，一旦知道香腸是怎麽做的，就會倒盡胃口。在超級英雄電影的領域，起源故事可以解釋主角行事背後的動力；但在信仰和價值觀的範疇呢？我是在一次學校組織的參觀活動中去了家鄉的報社之後，才停止盲目信賴小報上所說的一切。也有人在以歷史學家而非信徒的方式審視其宗教早期歷史後，失去了信心。一旦你發現自己為什麽會相信某些東西，繼續相信它就變得更難了。

我自然認為，奴隸制是對人性的褻瀆，自由民主制度比極權獨裁要好得多。可為什麽會這樣想？我可以借助多年的教育背景，告訴你這與我對自由、自治以及把人當作工具這種做法之可怕的看法有關。然而，懷疑論者會指出，在我能清晰表達這些理念之前，我就已經先有了這些立場。那些我現在說得頭頭是道的理由，只是對我原本信念的合理化。

第一次聽到上帝的聲音時，這位老人盡管年事已高，還是毅然改變了自己的一生。後來，上帝親自顯現，這一事件令後來的思想家們感到尷尬。上帝向這位老人許下了一個不可能實現的諾言——賜予他一個兒子。他的妻子已經九十歲了，她笑了。當孩子出生時，認為這是一個奇跡並非不合理。他們為孩子取了一個與“笑”相關的名字。

我們不妨從一個笑話開始，不過這笑話不是我的，而是簡·奧斯汀的；或者準確來說，這並不完全是一個笑話，而更像是一個智慧的展示。它不太有名，甚至可以說不算是個嚴謹的智慧展示。它來自《曼斯菲爾德莊園》的開頭句子：

三十年前，亨廷頓的瑪麗亞·沃德小姐僅憑區區七千英鎊，幸運地贏得了北安普頓郡曼斯菲爾德莊園的托馬斯·貝特倫爵士的青睞，從而晉升為爵士夫人，享有一座氣派的房子和可觀的收入所帶來的各種舒適和好處。

再來看看一段更為著名的句子：

眾所周知，一個擁有財富的單身男人，一定需要一位妻子。

根據探險家約翰·史密斯的描述，弗吉尼亞負鼠“長著像豬的頭，像老鼠的尾巴，體型如貓”。如果史密斯仔細觀察，還會發現負鼠擁有一對指拇（可對握的拇指）、五十顆牙齒（除了同樣奇異的巨型犰狳之外，這是陸地哺乳動物中最多的），如果是雌性，則有十三個乳頭，按鐘面形排列——十二個圍成一圈，中心一個。這些乳頭藏在腹部的育兒袋里，因為弗吉尼亞負鼠是一種有袋動物，是北美唯一的有袋類。

這些特征雖然奇特，卻遠不如它最出名的行為奇特：裝死。與我們的想象不同，“裝死”並不是簡單地蜷縮一團、一動不動。裝死的負鼠會翻倒在一邊，舌頭伸出，眼睛睜開卻一動不動。口中流出唾液，另一端泄出尿液和糞便，還混雜著一種腐臭的綠色黏液。它的體溫和心率下降，呼吸幾乎無法察覺，舌頭也變藍了。即使在這種狀態下，若有人出於殘忍或科學實驗的目的割掉它的尾巴，它也不會有絲毫反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