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時報》觀點 | 彼得·蒂爾《真相與和解的時刻》

2016年，時任總統貝拉克·奧巴馬曾告訴他的幕僚，唐納德·特朗普在大選中勝出並非「世界末日（apocalypse）」。從任何一個常見定義來看，他說得沒錯。然而，如果用希臘詞語「apokálypsis」（意為「揭示」或「揭開面紗」）的本義來理解，在2025年，他就不能再給出同樣的保證。特朗普重返白宮，預示著舊政權秘密的「啟示」（apokálypsis）。新政府的揭示不一定非要引發覆仇——重建與和解完全可以並行不悖。但要想實現和解，首先必須要有真相。

這場「啟示」是和平化解舊勢力對互聯網發動的那場戰爭的最佳方式，而互聯網已經贏得了這場戰爭。我的朋友、同事埃里克·溫斯坦（Eric Weinstein）將這些在互聯網出現前掌握秘密的權力守門人稱為「分布式觀念壓制體系」（Distributed Idea Suppression Complex，DISC），其中包括媒體組織、各級官僚機構、大學以及政府資助的非政府組織，它們向來對公眾對話進行限制。從結果來看，自從金融家及性侵未成年人罪犯傑弗里·愛潑斯坦（Jeffrey Epstein）於2019年死於獄中後，互聯網早已開始引領我們從DISC的牢籠中獲得解放。那一年，幾乎一半的美國人對官方給出的「他是自殺」的說法表示不信任，這表明DISC已經無法完全掌控敘事。

關於已故的愛潑斯坦，或許現在還難有最終定論。但對約翰·F·肯尼迪被暗殺一案，我們就不能再這樣說。至今，仍有65%的美國人懷疑李·哈維·奧斯瓦爾德是單獨行事。就像一部離奇後現代的偵探小說，我們已經等了61年，可那些懷疑對象——菲德爾·卡斯特羅、20世紀60年代的黑手黨、中央情報局的艾倫·杜勒斯——都在逐漸去世。尚未解密的奧斯瓦爾德相關政府檔案可能只是幌子，也可能蘊含線索，但公開這些檔案供公眾檢閱，至少能讓美國得到些許了結。

然而，我們不能再等上數十年，來解除對新冠疫情自由討論的禁令。我們在安東尼·福奇（Anthony Fauci）高級顧問大衛·莫倫斯（David Morens）的被傳喚郵件中了解到，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的一些官員曾試圖規避《信息自由法案》（FOIA）的審查。《十日談》的作者薄伽丘曾寫道：「只要措辭得當，沒有任何猥褻不堪之事不能對他人言說。」

本著這種精神，莫倫斯和前美國首席醫療顧問福奇都應當有機會分享與這場近代瘟疫相關的一些「猥褻事實」。他們是否懷疑，新冠病毒源於美國納稅人資助的研究項目，或與中國軍方的某個項目相鄰？為何要給「生態健康聯盟」（EcoHealth Alliance）提供經費，讓他們派研究人員深入中國偏遠山洞收集新型冠狀病毒？「功能增強」（gain of function）研究是否只不過是生化武器項目的委婉說法？我們的政府究竟是如何在社交媒體上封殺這些問題的傳播？

憲法第一修正案約束了國內針對言論自由所進行的鬥爭，但互聯網的全球化屬性卻讓它的對手能在全球範圍內展開「戰爭」。你能相信一位巴西法官在沒有美國支持的情況下就禁用了 X（推特前身）嗎？這簡直是對門羅主義的荒誕挪用。我們是否在澳大利亞最近的立法中扮演了某種同謀角色？（要求社交媒體用戶進行年齡驗證，象征著互聯網匿名時代的終結。）面對英國的作為，我們是否哪怕花過「兩分鐘」去譴責？畢竟，該國每年都逮捕上百名網絡發言者，原因包括「讓人煩惱、不便或不必要的焦慮」等等？我們或許對東亞和歐亞那些極具「奧威爾式」特征的獨裁政權不抱期望，但在大洋洲，我們必須支持互聯網的自由。

在這個王朝更叠前最後的灰暗時刻，還有一些更令人不安的問題浮出水面。風投家馬克·安德森（Marc Andreessen）最近在喬·羅根的播客節目中提到，拜登政府對加密貨幣創業者施加了「斷銀根」措施。我們的金融體系與「社會信用體系」之間到底有多大區別？美國國稅局（IRS）的某名合同工違法泄露了特朗普的納稅記錄，這究竟是個例，還是表明美國人的財務隱私權會隨著其政治立場發生變動？而當國會繼續保留《外國情報監視法案》（FISA）第702條款，使得聯邦調查局（FBI）可以在沒有搜查令的情況下對美國人的通信進行數以萬計的搜索時，我們還能談得上任何隱私權嗎？

南非在結束種族隔離制度後成立了正式的真相與和解委員會。但對上述種種問題，以零散的解密方式來回答，既符合特朗普特有的混亂作風，也切合我們這個互聯網時代。互聯網處理與傳播信息本就偏好簡短、碎片化的內容。第一次特朗普政府時期並未大規模解密，因為當時他們仍然相信奧利弗·斯通電影里描述的右翼「深層政府」確實存在。如今，這樣的信念已經淡化。

我們的舊政權，就像法國大革命前的貴族階層一樣，曾以為好日子會天長地久。2016年的大選動搖了他們對「道德宇宙弧線必將向正義傾斜」這一唯歷史進步論的信仰，但到了2020年，他們依然試圖將特朗普當作一場異數。回過頭看，2020年的情況才是真正的異數——是舊政權和它那「永生不死的」執政者的困獸之鬥，而並非互聯網時代之前的某種覆辟與回溯。互聯網的到來，讓回到過去成為不可能。

未來需要新穎而又陌生的思想。倘若舊政權能采納新想法，或許它也能獲救。然而，他們幾乎從未正視或解答我們最深層次的問題——為什麽過去50年里美國的科學與技術進步速度明顯放緩？房價為何節節攀升，淪為一場斂財遊戲？公共債務為何一路暴漲？

或許，一個「真正例外」的國家可以繼續忽視這些問題，但正如特朗普在2016年看出的那樣，美國並不是一個「例外國」。它甚至已經不再偉大。

身份政治一遍又一遍地重演古老的歷史。而我們現在的特朗普政府要面對的，卻是對於近代歷史的審視。後者更危險，卻更為重要。「啟示」無法化解我們關於1619年的爭論，但可以化解我們關於2019年新冠疫情的爭論；它不能審判我們早期締造者的罪孽，卻能審判當下統治者的種種過失。互聯網不會讓我們忘記這些過失，但只要有了真相，也不會阻止我們去寬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