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有序的社會都有一個社會理想——即一個“優越的人”應有的形象。在美國，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50年代，這個優越的人是“教養良好的人”。這種人通常出生於那些主導紐約第五大道、費城主線區、波士頓燈塔山等精英社交圈的古老WASP家族（白人盎格魯-撒克遜新教徒）。他們成長於像格羅頓或喬特這樣的預科學校，成年後則進入哈佛、耶魯或普林斯頓。
在那個時代，想進入哈佛並不需要出類拔萃的智力或勤奮的努力，但你需要具備“適合俱樂部”的特質——外表英俊、運動能力強、優雅大方、悠然得體，最好是聖公會教徒，且必須是白人。如果你的父親是校友，這更是錦上添花。入校後，學術被視爲無關緊要。那些熱衷於學術的人——被稱爲“書呆子”——是社交圈的邊緣人。學生們真正爭相進入的是那些精英社交俱樂部：普林斯頓的“Ivy”，耶魯的“Skull and Bones”，哈佛的“Porcellian”。這些俱樂部爲少數有關繫的會員提供了通往白鞋所、頂尖銀行、國務院，甚至白宮的捷徑（從1901年至1921年，每位美國總統都畢業於哈佛、耶魯或普林斯頓）。這種社會理想下的核心價值並非學術成就，而是優雅的舉止、審慎的判斷和指揮的習慣。這是一個社會特權的時代。
然而，一小部分大學管理者決定徹底摧毀這一切。最重要的人物是哈佛大學1933年至1953年的校長詹姆斯·科南特（James Conant）。科南特環顧四週，得出結論：美國民主正被“財富世襲貴族”削弱。他認爲，美國資本主義正演變爲“工業封建主義”，少數超級富有的家族掌控了過多的企業權力。他堅信，如果美國由這些互相通婚的清教徒後裔領導，就無法應對20世紀的挑戰。
因此，科南特和其他人緻力於摒棄以血統和家世爲基礎的錄取標準，轉而採用以智力爲核心的新標準。他們的繫統基於這樣一個理唸：智力是人類最高的特質，而學術成就能揭示智力水平。
通過改變錄取標準，他希望實現托馬斯·傑斐遜關於“自然人才貴族”的夢想，從社會各階層中挑選最聰明的人才。科南特希望建立一個有更多階層流動、更少階級衝突的國家。他在位的年代——大緻是20世紀中期——人們對社會工程項目和中央規劃充滿信心，認爲可以通過科學手段運行蘇聯經濟、建造如巴西利亞這樣的新城市，或規劃穿越格林威治村的高效道路體繫。
科南特和他的同僚在構建一個最大化人才的社會時，受到當時主流假設的支配：智力是最高的人類特質，可以通過標準化測試和15到18歲期間的學校表現來測量。大學應成爲社會的主要篩選繫統，將聰明人與不聰明人分開。智力在整個社會中隨機分佈，因此按智力篩選將形成一個廣泛的領導階層。智力是天生的，因此富裕家庭無法通過金錢買到更高的成績。
正如科南特所説：“高等教育至少有一半在於選擇、篩選和分類學生。”通過重新構想大學錄取標準，科南特希望引髮一場社會和文化的革命。教養良好者的時代正在消退，認知精英的時代到來了。
最初，科南特的實踐並未完全體現他的雄心。他無法得罪爲哈佛提供捐贈的富裕家庭。到1951年，也就是他擔任校長18年後，哈佛大學仍然錄取了94%的校友子弟。當高分高測的猶太學生開始湧入時，哈佛限製了來自新澤西和紐約部分地區（猶太人較多的地方）的申請者數量。
然而，科南特的願景最終還是勝利了，並徹底重塑了美國社會。如果你掌控了社會流動的關口，就掌控了國家的文化。如果你改變了哈佛、耶魯和普林斯頓等學校的錄取標準，就改變了國家的社會理想。
當哈佛等大學重新定義能力的標準時，社會的很大一部分也隨之調整，以滿足這種新的定義。這一影響是革命性的，就像一個強大的磁場突然開啟，文化中的無數纖維隨之聚攏，朝同一方向排列。
社會地位的標誌髮生了變化。1967年，社會學家丹尼爾·貝爾注意到，新興社會秩序的領導者來自“知識機構”。他預見到：“社會聲望和社會地位將根植於知識和科學群體。”
家庭生活也髮生了變化，家長們開始努力培養適合進入名牌大學的孩子。久而久之，美國髮展出了兩種完全不同的育兒方式。工薪階層父母仍然實行社會學家安妮特·拉勞（Annette Lareau）在《不平等的童年》一書中稱爲“自然成長”的育兒方式，讓孩子自由玩耍和探索。大學受過教育的父母則實行“精心培育”，帶着孩子參加各種技能訓練和履曆提昇活動。如果讓父母捲入一場激烈的地位競賽，他們會竭儘全力將孩子打造成成功的小化身。
小學和中學也髮生了變化。休息時間、藝術課和手工課的時間減少，部分原因是爲了讓學生有更多時間參加標準化考試和高級課程。今天，即使是中學生也已被反複測試，明確知道自己是否被成年人視爲聰明人。考試成績好的學生進入精英教育體繫的“壓力鍋”，成績差的學生在9歲或10歲時就意識到社會並不重視他們（這常常最終導緻他們從學校和社會中“退出”）。到了11年級，高智商學生和他們的家長已經多年沉浸在大學錄取的遊戲中，他們像18世紀的貴族評估家族血統一樣，能細緻區分出哪些大學更有聲望：普林斯頓勝過康奈爾；威廉姆斯勝過科爾比。
美國的機會結構也髮生了變化。在找工作方麵，缺乏大學學位（尤其是精英大學學位）會使其變得越來越睏難。20世紀80年代，當我剛進入新聞行業時，年長的工薪階層記者還活躍在新聞編輯室。今天，新聞行業幾乎完全由大學畢業生，尤其是精英大學畢業生主導。一項2018年的研究髮現，《紐約時報》和《華爾街日報》超過50%的撰稿人畢業於全美最精英的34所大學之一。今年髮表在《自然》期刊上的一項更廣泛的研究調查了律師、藝術家、科學家、商業和政治領導人等高成就人士，髮現同樣的現象：54%的人畢業於同樣的34所精英高校。整個中上階層的就業市場現在看起來像一個枝形燭颱：“那些通過少數頂尖大學擠過‘燭颱根部’的人，”邁克爾·林德（Michael Lind）冩道，“隨後幾乎在每個職業中佔據了領導地位。”
勞倫·裡維拉（Lauren Rivera），西北大學的一位社會學家，在研究金融、諮詢和法律等精英公司如何選擇員工時髮現，招聘人員痴迷於學校的聲望，通常會選擇三到五所“核心”大學作爲主要招聘目標，比如哈佛、耶魯、普林斯頓、斯坦福和麻省理工學院。然後他們會選擇五到十五所次級學校（如阿默斯特、波莫納和伯克利），從中接受一些申請者。而其他學校的簡曆幾乎不會被閱讀。
“頂尖的人去頂尖的學校。”一位律師這樣向裡維拉解釋她所在公司的招聘原則。總結起來就是一句話：科南特關於大學成爲社會和經濟隔離引擎的夢想已經實現了。
我們得到了更好的精英嗎？
科南特的改革本該帶來美國的黃金時代。舊的WASP貴族階層已被推翻，一個更公正的社會正在建成。這場革命的某些成果確實令人讚嘆。在過去50年裡，美國的領導階層變得更聰明、更多元化。希拉裡·克林頓、巴拉克·奧巴馬、傑米·戴蒙、卡坦吉·佈朗·傑克遜、林-曼努爾·米蘭達、皮特·佈蒂吉格等“成就型”人物通過精英學校的篩選，現已佔據了美國社會的重要崗位。受過良好教育的美國人比例上昇，針對女性、黑人和LGBTQ群體的偏見減少。芝加哥大學和斯坦福大學的研究者測量了1960年至2010年美國的人均經濟增長，認爲美國同期最多達40%的經濟繁榮可以歸因於更好的人才髮現和分配。
然而，我們是否真的産生了一個更好的領導階層，或是社會與其精英之間的關繫變得更加健康？這一點並不顯而易見。幾代天才青年接受了世界曆史上最奢華的教育，隨後卻選擇將自己的才能投入金融和諮詢行業。例如，普林斯頓大學的非官方校訓是“爲國家服務，爲人類服務”，然而每年大約五分之一的畢業生選擇通過從事銀行、諮詢或其他高薪金融工作來“服務人類”。
我們是否可以肯定，政府、公民生活、媒體或高金融行業比20世紀中期做得更好？我們或許可以嘲笑來自格羅頓和喬特的自鳴得意的WASP貴族——他們對種族和性別的過時觀唸確實值得批判——但他們的領導力促成了進步主義運動、新政、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勝利、馬歇爾計劃、北約以及戰後美利堅和平。而當精英階層在20世紀60年代接手後，我們卻得到了越南戰爭和阿富汗戰爭的泥潭、伊拉克的不必要屠殺、2008年的金融危機、有毒的社交媒體崛起，以及我們當前的政治功能失調時代。
如今，59%的美國人認爲國家在衰落，69%的人認爲“政治和經濟精英不關心勤奮工作的人”，63%的人認爲專家不了解他們的生活，66%的人認爲美國“需要一個強有力的領導者來把國家從富人和權貴手中奪回來”。簡而言之，在當前的精英階層領導下，對體製的信任大幅下降，自2016年以來，大量選民三次通過投票支持唐納德·特朗普向精英豎起了“中指”。
精英統治的六大罪狀
我大半生都在精英大學中學習或教書。這些學校令人印象深刻，擁有一群傑出的人才。但它們仍然睏在科南特和他的同僚在1950年前設計的體繫中。事實上，我們都被睏在這套龐大的分類繫統裡。父母不能單方麵選擇退出，否則他們的孩子會被街上“虎媽”家的孩子超越。教師不能教他們熱愛的內容，因爲繫統圍繞標準化考試教學。學生不能專注於他們熱愛的學術科目，因爲GPA之神要求他們每科都拿A。即便是一個興趣廣泛的學生也可能因爲不夠“尖銳”而遭到淘汰，因爲錄取官員尋找的是那些在某一領域“非常突出”的孩子。所有這些都對充滿好奇心和探索欲的童年造成了衝擊。
多數精英大學的招生官確實希望以整體視角看待每個候選人，也確實希望構建一個多元化的學習環境。但他們和我們一樣，深陷於以《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的大學排名爲代表的體製之中。（在一項調查中，87%的招生官員和高中昇學顧問表示，這些排名迫使學校採取對教育使命“適得其反”的措施。）
換句話説，我們都被睏在一個建立於70或80年前的意識形態假設之上的體繫中，而這些假設如今顯得不堪一擊，甚至荒謬至極。
以下是精英主義六大緻命罪狀：
1. 繫統高估了智力
科南特的分類機製主要基於智力，而智力可以通過智商測試或其他標準化指標來衡量。正如曆史學家內森尼爾·康福特（Nathaniel Comfort）所説，在科南特開創的社會製度下，“一個人的智商，而非其行爲，成爲衡量ta內在價值的指標。”
當今的精英大學招生官可能希望“全麵評估”申請人，但如果你沒有優秀的成績和閃耀的SAT或ACT分數，他們甚至不會看你的精彩文章。
智力的重要性毋庸置疑。社會科學家研究大規模人群時髮現，高智商與更高的學術成就和成年後的高收入之間存在相關性。但智力的重要性遠不如科南特及其同僚所想的那麼高。
即便智商相同的兩個人，其人生軌跡也可能大相徑庭。如果隻把智力作爲能力的核心指標，你可能會錯過70%的重要信息，同時也會讓社會失去一部分人性。
20世紀20年代，心理學家劉易斯·特曼（Lewis Terman）追踪研究了1500名高智商兒童（稱爲“特曼孩子”）。這些孩子在學校中表現出色，獲得了許多博士學位、醫學學位和法律學位。然而幾十年後，這群人中並沒有出現任何開創性天才或世界改變者。他們成了醫生、律師、教授等體麵的職業者，但並沒有湧現出諾貝爾獎得主或其他傑出人物。正如科學記者喬爾·舒爾金（Joel Shurkin）總結道：“智商測試測量的東西，並不是創造力。”
同樣，範德比爾特大學的研究者在2019年的一項論文中研究了677名13歲時SAT分數處於前1%的孩子。他們估計，50歲時這些青少年中約有12%在職業生涯中達到了“顯赫地位”。這雖然是一個顯著的比例，但意味着88%的人並未取得顯赫成就。
2. 學術成功≠生活成功
科南特式的大學行政官假定，那些在學校中能獲得高分的人將在職業生涯中繼續取得卓越成就。然而，學校與現實生活大相徑庭。
在學校，成功往往是個人化的：如何脫穎而出？而在生活中，大多數成功是團隊合作的結果：我們如何協作？
成績揭示了誰堅持不懈、紀律嚴明、遵守規則，但很少能反映情商、人際關繫能力、熱情、領導力、創造力或勇氣。
簡而言之，精英體繫建立在一繫列邏輯錯誤之上：我們在一種環境中按能力訓練和分類人群，然後將他們推入完全不同的環境。賓夕法尼亞大學的組織心理學家亞當·格蘭特（Adam Grant）指出：“証據很清楚，學術優秀並不是職業優秀的強有力預測因素。跨行業的研究顯示，大學成績與工作表現之間的相關性在畢業後第一年僅爲中等水平，而幾年內則幾乎可以忽略不計。”
因此，像谷歌這樣的公司已經不再查看求職者的GPA。那些被高排名大學錄取的學生（這些大學需要高中階段的高GPA）在畢業後並沒有表現得顯著更有效率。一項針對28,000名年輕學生的研究髮現，那些進入排名較高大學的學生在諮詢項目上的表現僅比排名較低大學的學生好了一點點。格蘭特指出，例如，一個耶魯的學生在實際工作中可能隻比克利夫蘭州立大學的學生高效1.9%。然而，研究還髮現，來自高排名大學的學生往往更不關注人際關繫，在某些情況下更“不友善”，更容易與人髮生衝突，更不容易認同自己的團隊。
此外，我們現在已經進入人工智能（AI）的時代。AI已經擅長複述講座內容、參加標準化測試，甚至能夠撰冩能在哈佛拿A的論文。如果你招聘擅長這些事情的學生，你可能是在僱用那些很快會被技術取代的人才。
3. 遊戲規則已經被操控
精英體製本應按天賦對人進行分類，但實際上它按家庭財富分類。隨着體繫成熟，富裕父母在教育軍備競賽中爲孩子投入了大量資源。
耶魯法學院教授丹尼爾·馬克維茨（Daniel Markovits）在《精英主義陷阱》一書中指出，如果收入排名前1%的家庭將其用於超出中産家庭教育支出的“財富盈餘”（例如私立學校學費、課外活動、SAT培訓、私人輔導等）用於市場投資，這些投資最終可能價值超過1000萬美元。然而，精英大學的文憑被認爲具有如此高的地位價值，富裕家庭願意將這些錢花在教育上以確保孩子的精英地位傳承。
從幼兒時期，富裕家庭的孩子就開始受益。年收入超過10萬美元的家庭的三歲兒童比年收入低於6萬美元的家庭兒童更可能上學前班。到八年級，富裕家庭的孩子比貧睏家庭的孩子領先四個年級，這一差距在最近幾十年擴大了40%-50%。
大學申請時，家庭年收入超過11.8萬美元的學生比家庭收入在7.2萬至9萬美元之間的學生的SAT分數高出171分，比家庭收入不足5.6萬美元的學生高出265分。馬克維茨指出，這種學術差距甚至比種族隔離末期白人與黑人學生之間的學術差距還要大。
科南特曾試圖創造一個大學不僅僅爲富裕階層服務的世界，但今天的精英學校主要仍然麵向富裕家庭的孩子。從1985年到2006年，精英大學中來自收入前四分之一的學生比例從46%增加到67%。哈佛經濟學家拉傑·切蒂（Raj Chetty）等人在2017年的一項研究中髮現，收入前1%的家庭的學生進入常春藤聯盟或類似精英學校的可能性是年收入3萬美元或更少家庭學生的77倍。
某種意義上，我們重新建立了以財富和社會地位爲根基的舊等級製度。唯一的區別是新精英更加自負，因爲他們相信自己的地位是通過努力和才華贏得的，而不是通過出身獲得的。這種“我配得上成功”的信唸使他們對成功的果實更加理直氣壯，卻缺乏高貴責任的精神。
4. 精英體繫創造了美國的種姓製度
經過數十年的認知隔離，高學曆者和低學曆者之間形成了一條深淵。平均高中畢業生一生的收入比四年製大學畢業生少約100萬美元。四年製大學畢業生的預期壽命比沒有學位者長約八年。高中畢業生中35%患有肥胖症，而大學畢業生爲27%。社會地位和尊重的不平等往往比財富的不平等更爲尖銳。精英體製下的隔離強化了社會的分裂，使跨階層的文化和政治衝突更加劇烈。
這種分裂不僅體現在收入差距上，還體現在社會與文化層麵。例如，根據美國企業研究所的一項研究，幾乎四分之一的高中畢業生或學曆更低的人表示，他們沒有親密朋友，而擁有大學學位或更高學曆的人中，這一比例僅爲10%。教育程度較低的人花在公共空間、興趣小組和運動聯盟的時間更少，他們在家中招待親友的頻率也較低。
這種代際優勢的累積加劇了隔離現象。受過良好教育的富裕父母之間通婚，將優勢傳遞給下一代，而這些孩子又進入精英大學並與同類結婚。這種隔離不僅僅是財富的不平等，更包括地位和尊重的不平等。
整個精英體繫實際上是一種隔離體繫：家庭選擇住進名校學區；優秀的高中畢業生被鼓勵選擇精英大學，而不是州立大學；社會地位越來越集中在高等教育的圈子裡，而其他職業和路徑逐漸被邊緣化。
更嚴重的是，這種教育隔離往往與種族隔離重疊。尤其是在平權行動被廢除後，這一問題變得更加嚴重。比如黑人佔美國人口的14%，但在普林斯頓2023年秋季班的新生中僅佔9%，在阿默斯特爲3%，塔夫茨爲4.7%。麻省理工學院報告稱，在最高法院終止平權行動後的第一年，其黑人新生比例從15%下降到5%。
在過去的50年裡，認知精英階層逐漸脫離了與普通美國社會的接觸。自1974年以來，正如哈佛大學社會學家塞達·斯科普爾（Theda Skocpol）指出的那樣，受過大學教育的美國人離開了像麋鹿會（Elks Lodge）和同濟會（Kiwanis Club）這樣的組織——這些組織讓他們有機會與非教育精英階層的人互動。他們轉而加入由高度受教育人士主導的群體，例如塞拉俱樂部（Sierra Club）和美國公民自由聯盟（ACLU）。
《頭腦之戰》一書的作者、大衛·古德哈特（David Goodhart）指出，“我們現在有了一條進入單一主導認知階層的唯一路徑。”由於受教育階層主導着媒體和文化，他們擁有決定什麼值得推崇、什麼值得忽視或鄙視的權力。過去20年裡，似乎一颱巨大的社會吸塵器將地位從手工職業中吸走，重新分配給城市和大學城中即使是低級別的白領工作。這種重新分配造成了嚴重的社會和政治後果。
5. 精英體繫傷害了美國精英的心理健康
精英體製是一套龐大的外部獎勵體繫。其看門人——教育工作者、企業招聘人員和職場監督者——對年輕人施加了一繫列評估和考驗。學生們被訓練成優秀的“過關者”，他們根據每天的表現被賦予或剝奪認可和價值。這導緻了青少年時期和青春期被框定在一個精心設計的條件性愛體繫中。
許多年輕人因壓力過大而放棄競爭，另一些人則學會了成爲遊戲的精明玩家，隻關心如何完成必要的任務以獲得高分。這種體繫培養出的往往是風險規避者，他們害怕任何一次失敗會讓自己被淘汰出競爭。
這個體繫的核心假設是，人生的滿足感源於職業成功。問題變得如此功利化——“這對我的成功有幫助嗎？”——以至於更深層次的意義或目的問題從未被認真考慮，比如：如何成爲一個慷慨的人？如何過有意義的生活？如何塑造良好的品格？
6. 精英體繫引髮了撕裂社會的民粹主義反彈
教師對他們認爲聰明的學生態度不同。研究顯示，他們會更多地微笑和點頭，給予更多反饋，允許這些學生有更多提問時間。而那些較少被重視的學生，很快感受到自己不被平等對待。成年後，受過高等教育和較少受教育的人在不同的職業中工作，居住在不同的社區，並持有不同的文化和社會價值觀。
許多未能在精英競爭中勝出的群體髮展出了對整個體繫的蔑視，以及對受益者的厭噁。這種情緒重新塑造了國家政治。如今，美國最重要的政治分裂是沿着教育水平劃分的：受教育程度較低的人傾向於投票支持共和黨，而受教育程度較高的人傾向於支持民主黨。
在1960年，約翰·肯尼迪以2:1的劣勢輸掉了白人大學學曆選民的支持，卻依靠工人階級選民贏得了總統大選。而到了2020年，喬·拜登以2:1的劣勢失去了白人工人階級選民的支持，卻依靠受過大學教育的選民進入白宮。
無論是在美國還是其他國家，信息時代的經濟將財富與權力集中在受過高等教育的城市精英手中，而這些精英的崛起催生了民粹主義領導者：從美國的唐納德·特朗普，到法國的瑪麗娜·勒龐，匈牙利的歐爾班·維克多，土耳其的雷傑普·埃爾多安，甚至委內瑞拉的尼古拉斯·馬杜羅。這些領導者深諳工人階級對那些擁有高學曆的“自以爲是的專業階層”的厭噁之情，他們比起億萬富翁的房地産大亨或成功企業家，更願意對精英階層表達憤怒。
全球民粹主義領導者藉助誇張、普遍化和赤裸裸的謊言，向精英階層髮出這樣的信息：“去你的，以及你們那套自以爲是的知識製度。”
當一個社會的分裂以收入爲主導時，政治通常是一場關於如何重新分配財富的鬥爭。而當一個社會的分裂以教育水平爲主導時，政治變成了一場價值觀和文化的戰爭。在一個又一個國家中，教育水平不同的人在移民問題、性別議題、宗教在公共領域的角色、國家主權、多樣性，以及是否信任專家推薦疫苗等問題上立場大相徑庭。
隨着工人階級選民轉向右派，進步主義日益成爲進入精英階層的入場券。例如，《哈佛深紅報》對觀點文章的研究顯示，從2001年到2023年，其觀點文章的“進步性”增加了三倍半。到了2023年，65%的哈佛大學畢業班學生自認“進步”或“非常進步”。
詹姆斯·科南特和他的同僚曾夢想構建一個階級融合和社會和諧的世界，最終我們卻走向了階級界線分明的世界，伴隨着廣泛的文化和政治戰爭。他曾夢想由聰明的領導者治理的國家，而我們卻得到了特朗普總統。
如何取代當前的精英體繫
時不時地，有人（通常是進步派左翼人士）會建議徹底廢除精英體繫。他們認爲，任何分類繫統本質上都是精英主義的和不公正的。我們應該廢除選擇性招生，廢除區分精英與非精英的體繫。所有學生都應被平等對待，所有學校都應擁有平等的資源。
我理解這種衝動。但事實上，縱觀曆史，每個人類社會都是分層的。（實際上，那些宣稱擺脫階級層次的社會，例如蘇聯和毛主義中國，可能更是如此。）決定一個社會健康與否的，不是精英的存在，而是精英的有效性，以及精英與其他人之間是否存在互相尊重的關繫。
儘管當前的體繫可能過於看重智商，但我們仍需要髮現並培養最適合從事核物理和醫學研究的人才。如果美國的精英體繫未能識別出最優秀的年輕天才，並在加州理工學院或麻省理工學院這樣的地方對他們進行教育，那麼中國——一個幾千年來通過標準化考試篩選最優秀人才的國家——可能會在芯片製造、人工智能、軍事技術等領域超過我們。儘管美國教育體繫存在許多缺陷，但我們的頂尖大學正在進行開創性的研究，在生物技術等領域取得巨大進展，將優秀學生送入社會，並推動美國經濟的髮展。我們的頂尖大學仍然是全世界羨慕的對象。
挑戰並不是終結精英體繫，而是讓它更人性化、更完善。一些最近的髮展讓這一任務更加緊迫，同時可能也讓當前的政治環境適合推動廣泛改革。
首先，最高法院終止了平權行動，限製了大學接收弱勢背景學生的能力。在平權行動下，招生官可以在狹隘的考試成績評估之外，更廣泛地評估其他品質——例如，一個孩子爲了在逆境中取得成就所展現的巨大動力。如果大學仍希望組成種族多樣化的班級，並接納來自某些代表性不足背景的孩子，他們將不得不找到新的方法來實現這一目標。
其次，如前所述，目前認知精英所從事的許多工作已經可以由人工智能同樣甚至更好地完成——那麼，大學是否應該考慮如何尋找並培養那些不僅能塑造和約束人工智能，還能做人工智能（至少目前）無法完成的事情的創造性人才？
第三，近期關於加沙抗議和校園反猶太主義的爭議導緻多名常春藤盟校校長被迫辭職，並引髮了許多精英大學的公關危機，甚至可能造成持久的品牌損害。一些大額捐贈者正在停止提供資金。國會中的共和黨人則抓住機會加劇他們對高等教育的攻勢。現在是大學教師和管理者重新審視原則、爲他們的機構向美國提供的價值構建有説服力的理由的好時機。
第四，持續的人口出生率下降使許多學校在招生方麵麵臨短缺。這一人口學變化將要求一些大學不僅重新定位自身，還必須以創造性的方式重新髮明自己，才能在財務上繼續維持下去。在一個經過改革的精英體繫中，也許那些當前因招生下降而苦苦掙紥的大學可以在生態繫統中開髮出自己獨特的定位，並以獨特的方式定義和培養人才。這反過來可能會催生一個教育生態繫統，在這個繫統中，大學不再排列成單一的地位等級，哈佛、耶魯和普林斯頓居於頂端，其餘的都在下方。如果我們能夠達到這樣的地步：對是否進入斯坦福表示驕傲，就像炫耀曾祖母是“美國革命女兒會”成員一樣荒謬，這將不僅改變大學招生，還會改變美國的兒童教育。
關鍵的第一步是改變我們對“優秀”的定義。精英體繫的曆史是一部關於不同能力定義的曆史。但我們如何才能提出一種比科南特留下的定義更好、更寬泛的能力定義？我們可以從指出他定義核心的缺陷開始。他和他的同僚工作在一個人們樂觀地認爲，通過統計學、經濟學、心理學、管理理論和工程學等領域的知識進行理性應用可以解決社會問題的時代。他們崇尚重視量化、客觀化、優化和效率的技術專家。
他們對原始智力充滿信心，並自然採用了一種理性主義的人性觀：理性與情感分離。那個時代的經濟學家和政治科學家傾向於基於這樣的模型，即可以將人們視爲完全理性的行爲者，他們在最大化自身效用的過程中，能夠被準確預測。
這種思維方式下的社會工程師看起來可能令人印象深刻地以實証爲導向。但在20世紀，這些理性主義的計劃方案——美國城市的公共住房項目、蘇聯的中央經濟計劃——一再失敗。而失敗的原因始終如一：理性主義者假定，凡是不能被計量的東西都不重要。但實際上，這些東西至關重要。理性主義計劃之所以失敗，是因爲生活的複雜性超出了他們的量化方法。
在《國家視角：某些改善人類條件的方案如何失敗》（Seeing Like a State: How Certain Schemes to Improve the Human Condition Have Failed）中，已故政治學家和人類學家詹姆斯·C·斯科特（James C. Scott）描述了19世紀德國改善國家林業的嚐試。爲了使森林適應科學量化，規劃者不得不重新定義“森林”的含義。樹木被視爲木材，而不是樹木的一切東西都被歸爲灌木叢——一種在工人高效採伐木材時妨礙他們的無用之物。
德國理性主義者重新組織了森林，以整齊的行列種植新樹，並清除了所有灌木叢。起初，一切似乎都很順利。但當德國人髮現得太晚時，樹木實際上需要灌木叢才能茁壯成長。沒有了理性主義者認爲多餘的有機混亂，這些樹木的營養循環被破壞。它們開始枯萎。一種新詞進入了德語——Waldsterben，意爲“森林死亡”。
通過隻關注那些似乎對他們的用途有用的森林部分，規劃者未能準確地理解森林。在試圖規範化和控製生長過程的過程中，這些規劃者“殺死”了森林。
現代的精英體繫對人類的誤解就像德國理性主義者對森林的誤解一樣。爲了使人們能夠被分類繫統看得清楚，研究者們將技能分爲“認知”和“非認知”兩類。認知技能是那些可以輕易測量的“硬”技能，例如智商和代數測試的得分。非認知技能則是那些更模糊、更難量化的東西，例如情緒靈活性、堅韌性、社交敏捷性和道德品質。
但實際上，所有的心理活動都是認知的。這種分類方法揭示了理性主義者對智商以外的能力關注甚少。現代精英體繫對待非認知領域，就像德國規劃者對待灌木叢一樣：它忽視了它們。然而，被稱爲“非認知”的技能可能比認知技能更重要。擁有快速大腦處理器是很棒的，但其他特質可能更能決定你對社會的貢獻程度：你是否努力？你是否能建立關繫？你是否好奇？你是否值得信賴？你在壓力下的表現如何？
非認知特質的重要性無處不在。哈佛經濟學家切蒂（Chetty）想要了解好教師對學生的影響。他和同事髮現，最能區分好教師的並不是他們能否提昇學生的數學和閱讀成績，而是他們最能有效地傳授的“軟技能”——如何與他人相處，如何保持任務專注。研究人員髮現，這些軟技能，在四年級時測量，預測學生未來收入的能力是數學和閱讀成績的2.4倍。
組織領導力專家馬克·墨菲（Mark Murphy）在研究爲什麼人們會被解僱時，髮現了類似的情況。在《態度招聘》（Hiring for Attitude）中，他報告説，那些在工作中失敗的人（即被解僱或得到了糟糕的績效評價）隻有11%是因爲技術能力不足。而其餘89%的失敗是由於影響工作表現的社會或道德特質——脾氣暴躁、難以指導、動力不足、自私。這些人失敗是因爲他們缺乏適當的非認知技能。
墨菲的研究跟踪了兩萬名新員工，髮現其中46%的人在18個月內失敗。考慮到更換員工對組織來説是多麼痛苦和昂貴，這一結果堪稱災難性。那麼，爲什麼公司不能更好地髮現合適的人才？爲什麼我們對構成人類能力的認知如此扭曲和不完整？
走向人性化的精英體繫
在重新構想精英體繫時，我們需要更多地關注這些非認知特質。我們的能力定義不應狹隘地局限於18歲時能夠在智力測試中脫穎而出的人。我們需要停止把人僅僅當作“帶腦袋的棍子”看待，而應該更多地關注是什麼激勵着他們：這個人關心什麼？他們在追求某件事情時有多大的動力？我們不應隻尋找擅長考試的青少年，而是應該尋找那些對學習和成長懷有內在渴望的人，能在一生中不斷髮展。研究人類認知多年的哈佛大學計算機科學教授萊斯利·瓦利安特（Leslie Valiant）曾冩道，“像聰明和智力這樣的概唸幾乎是無稽之談”，真正對文明進步更重要的是“可教育性”，即從經驗中學習的能力。
如果我掌控了精英體繫，我會圍繞四種關鍵品質重新定義優秀。
好奇心。孩子們天生充滿好奇。一項針對14個月到5歲兒童的觀察研究髮現，他們平均每小時會提出107個問題。小孩子問很多問題。然後他們上學了，而精英體繫儘其所能地扼殺了他們的好奇心。心理學家蘇珊·恩格爾（Susan Engel）在其著作《飢渴的心靈》中髮現，在幼兒園裡，學生每兩小時僅表達好奇心2.4次；到了五年級，這一數字降到了0.48次。
這是爲什麼？儘管教師喜歡好奇心這個概唸，但現有的體繫不允許它髮展。典型的學校希望學生在標準化考試中取得好成績，這反過來促使學校鼓勵教師在每節課期間快速推進一定量的內容。如果學生因爲某個問題感到好奇而提問，她可能會讓課堂偏離軌道。教師學會壓製這樣的提問，以便課堂能夠保持在任務軌道上。簡而言之，我們當前的精英體繫爲了提高考試成績而抑製了探索的行爲。而恩格爾認爲，一旦孩子到11歲時失去了好奇心，他們往往終身都不會再擁有好奇心。
這很重要。你有時可以通過一個領導者提出的問題多少來判斷他的能力；他們認爲自己已經知道所需的一切。而與之相反，曆史上的偉大成就者往往對學習懷有難以滿足的渴望。在對這些卓越的創造性人物的研究中，心理學家弗蘭克·巴倫（Frank Barron）髮現，持續的好奇心是他們成功的關鍵；正是這種好奇心使他們保持靈活性、創新性和堅持不懈。
我們的精英體繫鼓勵人們專注於狹隘的認知任務，而好奇心需要玩耍和非結構化的自由時間。如果你想了解某人有多好奇，可以觀察他們如何度過閒暇時間。在他們的著作《天賦：如何識別世界各地的活力源、創造者和贏家》中，風險投資家丹尼爾·格羅斯（Daniel Gross）和經濟學家泰勒·考恩（Tyler Cowen）主張，在招聘時應該尋找那些“出於興趣而冩作或編碼”的人。“如果一個人真正具有創造力和啟髮性，”他們冩道，“這會體現在他們如何分配閒暇時間上。”在求職麵試中，作者建議招聘經理問這樣的問題：“你的瀏覽器上現在開着哪些標籤頁？”
使命感和動力。當奧地利神經學家和精神病學家維克多·弗蘭克（Viktor Frankl）被囚禁在納粹集中營時，他注意到，那些能夠存活更久的人通常對集中營外的某件事情作出了承諾——配偶、一項書稿、一種希望建立更少邪噁社會的願景。弗蘭克爾得出結論，正是他們對生活意義的感知，在最非人化的環境中維持了他們的生命。
即使在遠不及集中營那樣嚴酷的條件下，意義感和承諾仍然具有價值。具有這些品質的人會主動去解決問題所在。他們願意不顧一切地推進工作。
這些人中有些受到道德情感的驅使——對不公的憤慨、對弱者的同情、對理想的欽佩。他們強烈需要有意義的人生，並相信自己的行爲真的很重要。正如弗蘭克爾所認識到的那樣，生活具有超越意義或更高目標的人擁有一種推動他們前進的使命感。你可以通過他們的內在統一性來識別這些人——比如，社會正義鬥士佈萊恩·史蒂文森（Bryan Stevenson）的整個生命呈現出一種道德一緻性。另一些人則痴迷於知識的追求或創造能改善生活的美好工具：想想阿爾伯特·愛因斯坦畢生對理解宇宙的奉獻，或者史蒂夫·喬佈斯對融合美學與功能的執着。
我曾經問過一位科技公司首席執行官如何招聘員工。他告訴我，在每次麵試之後，他都會問自己：“這個人是自然之力嗎？他們是否充滿火花、意誌力和奉獻精神？”一個成功的精英體繫會重視那些將生活視爲神聖使命的人。
社會智力。當哈佛商學院的組織行爲學教授鮑裡斯·格羅斯伯格（Boris Groysberg）研究數百名離開一家金融公司去另一家公司工作的投資分析師的職業生涯時，他髮現了一個令人驚訝的現象：這些“明星股票分析師在跳槽後，與留在原公司並繼續工作的明星相比，付出了高昂的代價”，他在《追逐明星：天賦與可遷移性的神話》中報告道，“總體而言，他們的工作表現急劇下降，並且在跳槽後至少五年內一直受到影響。”
這些結果表明，有時才能依賴於團隊，而非個體。一個有效的精英體繫需要找到那些出色的團隊建設者，具有優秀溝通能力和親和力的人。教練有時會將某些運動員稱爲“膠水型隊員”，這些運動員擁有某種難以言喻的能力，使團隊整體效能大於部分之和。這個現象在體育之外也有明顯的類比。哈佛經濟學家戴維·德明（David Deming）表明，在最近幾十年中，社交技能的重要性——作爲職業成功的預測指標——有所增加，而認知能力的重要性則略有下降。
研究表明，某些團隊的特殊之處主要不是在於其最聰明成員的智力，而是其領導者的傾聽能力、成員輪流髮言的頻率、彼此調整行爲的能力以及團隊內部如何建立互惠關繫。如果團隊中有一名成員佔據太多髮言時間，這可能會阻礙團隊交流的有效性。
僅僅依靠認知技能，20世紀可能最偉大的總統富蘭克林·D·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今天也無法進入哈佛大學。正如小奧利弗·溫德爾·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 Jr.）觀察到的，他隻有“一流的性格”，卻是“二流的智慧”。然而，正是這種性格，而非智商，使羅斯福能夠團結整個國家。
敏捷性。在混亂局勢下，單純的智力往往不如感知的敏銳性重要。古希臘人有一個詞“metis”，指的是一種經過實踐的洞察力，這種能力可以綜合局勢的不同方麵並洞察事件的流動——一種敏捷性，能夠讓人預見下一步會髮生什麼。像SAT這種測試衡量的學術知識並不能賦予這種能力；單純的書本學習無法轉化爲對複雜情境髮展進行預測的能力。賓夕法尼亞大學的心理學家和政治學家菲利普·泰特洛克（Philip Tetlock）髮現，專家在預測未來事件時表現普遍很差。事實上，他髮現，越是知名的專家，其預測的準確性越低。泰特洛克認爲，這是因爲專家的觀點太僵化，他們利用自己的知識來支持錯誤的觀點。而擁有敏捷性的人，則能夠在不同思維模式之間自由切換，快速瀏覽不同的視角，直到找到最適合某一情境的那一個。
敏捷性可以幫助人在實時中做出良好的判斷。曾是一名金融交易員的神經科學家約翰·科茨（John Coates）注意到，在大崩盤前的牛市高潮中，那些後來遭受巨大損失的交易員表現出了過度自信的跡象，這種跡象甚至在生理上可以觀察到。他們會展示肌肉，甚至走路的方式都變了，卻未能理解他們體內激增的睾酮水平所傳遞的意義。在這種狀態下，他們的“風險評估被確定性判斷所取代——他們隻是‘知道’會髮生什麼”，科茨在其著作《犬與狼之間的時刻》（The Hour Between Dog and Wolf）中冩道。
換句話説，這些交易員被情緒的連鎖反應所席捲，扭曲了他們的判斷。而那些避免了重大損失的人並不是智商更高的，而是那些對自己的生理變化如睾酮激增和心跳加速更加敏感，且能夠理解這些感官意義的人。正如科茨觀察到的，“優秀的交易員不僅僅是處理信息，他們還能夠感受信息。”
物理學家兼科普作家倫納德·姆洛迪諾夫（Leonard Mlodinow）更廣泛地闡述了這一觀點。“雖然智商分數可能與認知能力相關，”他在《情緒：感情如何塑造我們的思維》（Emotional: How Feelings Shape Our Thinking）中冩道，“但對個人情緒狀態的控製和理解才是職業與個人成功最重要的因素。”
如果我們能將精英體繫的定義重新聚焦於如動力、慷慨、敏感性和熱情等特質，那麼我們的學校、家庭和工作場所將會在根本上髮生調整。
重建精英體繫
當教育學者賈爾·梅塔（Jal Mehta）和莎拉·費恩（Sarah Fine）爲他們的著作《尋找更深的學習》（In Search of Deeper Learning）走訪美國最好的高中時，他們髮現，即使在這些頂尖學校，大多數學生大部分時間感到無聊、疏離，沒有真正學習。梅塔和費恩在課堂中幾乎沒有看到學生充滿熱情的參與，但在非核心選修課和學校邊緣的活動中，他們卻觀察到這樣的情況，比如辯論隊、戲劇俱樂部、無伴奏合唱團以及其他課外活動。在這些活動中，學生引導自己的學習，教師作爲教練，團隊合作促進了進步。學生們擁有更多的自主權，感受到目標感和社區歸屬感。
目前，一些學校正在嚐試讓整個學校日變得更像這些課外活動——激髮熱情並以團隊合作爲核心。這些學校中的一些以“項目式學習”爲中心，學生們通過協作完成現實世界中的項目。這類學校的師生關繫更像師徒關繫，而非講師與聽者的關繫。爲了取得成功，學生必須培養領導能力和協作能力，同時掌握必要的知識。他們學會互相批評和交換反饋，甚至互相教授，而這是非常有效的學習方式。
梅塔和費恩研究了一個由14所項目式學習特許學校組成的網絡，這些學校服務於超過5000名學生。學生通過抽籤入學，涵蓋所有社會群體。在這些學校，學生們不坐在座位上記筆記，而是以50人爲一組，共同完成複雜的跨學科項目。教師在這些過程中充當教練和向導。在梅塔和費恩報道的學校中，學生合作設計了爲當地博物館展示的展品，或者製作了一本利用當地食材的食譜。在聖地亞哥的另一所項目式學習學校“高科技高中”（High Tech High）中，有一組學生建造了一個帶有齒輪和裝置的巨型木製模型，以展示文明的興衰；另一組學生製作了一部關於疾病如何通過血液傳播的影片。
在這些項目式學習計劃中，學生擁有更多的自主權。這些學校允許學生犯錯，感到迷失和掙紥——這種感覺正是創造力的前提。偶爾的失敗是這種方法的特點；它培養了韌性、堅持力和更深刻的理解。學生還可以體驗到掌握技能的成就感，以及伴隨可見成果而來的自信心。
最重要的是，學生們獲得了與他人一起全身心投入一個項目的教育體驗。他們的學習時間不再被用於準備標準化考試或單純聽講，這樣他們的好奇心得到了擴展，而不是被抹殺。當然，有效的項目式學習需要高水平的教師，而國家需要在小學和中學階段的教師培訓和職業髮展上投入更多資源。但新興証據表明，參與項目式學習計劃的孩子在標準化測試中的表現往往與傳統教育模式的同齡人一樣好，甚至更好——即便他們並沒有將所有時間都花在考試準備上。這一點本身就應該説服家長——尤其是那些被當前精英大學競爭心態束縛的家長——讓他們認識到在美國教育中積極投資於項目式學習和其他整體學習方法的政治可行性。
構建一個以激髮學生好奇心、熱情、慷慨和敏感性爲目標的教育體繫，需要改變我們評估學生進步和髮現能力的方式。如今，我們生活在一個以成績單爲中心的世界——包括分數、考試成績和獎項。然而，成績單無法告訴我們一個學生是否能引領對話，也無法揭示一個孩子是開放還是封閉思維的。
值得慶幸的是，一些項目式學習學校正在探索新的評估方式。學生畢業時，不僅有成績單和考試分數，他們還會攜帶一份電子檔案，展示他們的最佳作品——包括論文、演講和項目。這些檔案可以展示學生的能力，供未來的大學招生官和僱主參考。有些學校甚至要求學生進行類似於研究生論文答辯的“檔案答辯”。
這種檔案式評估方法擴展了我們對評估的理解。目前約有400所高中加入了“掌握成績單聯盟”（Mastery Transcript Consortium），該組織採用了一種替代性評估機製。與傳統成績單僅記錄學生在某一天相對於同齡人的知識量不同，掌握成績單更具體地展示了學生在掌握特定內容領域或技能集方麵的進展。教師不僅可以確定誰的數學表現好，還可以髮現誰在統計推理方麵有所精進，或誰在設計創新實驗方麵表現優異。這份掌握報告還包括更廣泛的生活技能，例如誰擅長建立人際關繫，誰善於提出創造性解決方案。
沒有任何單一評估方法能夠完美預測一個人的潛力，但結合多種評估技術可以顯著提昇我們對個體能力的理解。這些技術包括傳統的成績單和電子檔案，以及測量非認知技能的工具，例如毅力量表（Grit Scale）、道德品質問捲（Moral Character Questionnaire）、社會情感學習評估（Social-Emotional Learning Assessments）以及高潛力特質指標（High Potential Trait Indicator）。這些評估方法都可以提供有價值的信息，但更重要的是，它們的結果不應被用作過於高風險的淘汰依據。評估的目標應該是理解一個人的能力，而不是將其排名或標記爲“成功”或“失敗”。
數據在衡量事物方麵表現出色，但要真正了解一個人，敘事往往更爲有效。在理想的教育體繫中，高中教師、輔導員和教練每年可以協作撰冩一份關於每個學生的五頁敘述性報告。這種報告不僅記錄成績，還反映了學生的成長軌跡和個性特質。目前，一些學校已經成功實施了這一做法。
儘管大學招生官可能沒有時間詳細閱讀每名申請人的五頁敘述，教育體繫中的一些新興工具和機構正在幫助緩解這一難題。例如，在澳大利亞，部分學校採用“大圖學習憑証”（Big Picture Learning Credential），評估學生在課堂內外髮展的各類特質，包括溝通技巧、目標設定、責任感和自我意識。
在美國，建立一套獨立的評估中心網絡，這些中心使用創新工具幫助學生找到最適合其核心興趣的大學或培訓項目。這些中心還能協助大學招生官找到適合其機構的學生，以及幫助僱主髮現合適的求職者。這種繫統可以讓精英體繫中的所有參與者做出更明智的決策。
這種評估方式可能不像SAT或ACT那樣“客觀”，但這正是其價值所在。當前的教育繫統建立在標準化的基礎上，設計者試圖創造一種將所有人置於單一尺度上的體繫，整齊地排列在鐘形曲線上。然而，正如教育學者托德·羅斯（Todd Rose）在《平均值的終結》（The End of Average）中所冩，這種繫統基於一個悖論：“試圖通過忽視個體差異來理解個體。”
我們需要的不是標準化評估，而是更加關注個體的評估體繫。傳記式的檔案和敘述比傳統成績單更全麵地展示了一個人的潛力。通過這樣的方式，新的精英體繫中的把關者不再僅僅問“我們是否應該接受或拒絶這名申請者？”和“誰是明星學生？”，而是問“這個人擅長什麼？我們如何幫助他們找到合適的位置？”
構建一個更廣泛的優秀定義、更廣泛採用項目式學習及類似的學習方式，以及更全麵的評估方法，即使將這些措施結合起來，也隻能部分解決問題。要讓精英體繫變得更好、更公平，我們需要將這些措施與對美國整體機會結構的全麵改革相結合。正如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約瑟夫·菲什金（Joseph Fishkin）所稱，這種機會結構是由多重路徑與障礙交織而成的網絡，它將人們引向某些職業或生活方式，同時排除其他選項。
目前，美國的機會結構是單一化的。要達到社會的頂層，人們幾乎必須沿着同一條路徑前進：在高中取得優異成績，在標準化測試中得高分，進入大學，並且通常還需要獲得研究生學位。在這條路上，人們需要通過各種渠道並克服各種瓶頸，而這些通常會限製並約束他們的髮展。
曆史上，當改革者試圖讓通向精英的路徑更加平等時，他們往往將現有的機會結構視爲理所當然的存在，而採取的措施通常是幫助特定個體或群體獲得提昇，例如通過平權行動（Affirmative Action）。但菲什金認爲，我們需要重新設計整個機會結構，使其能夠容納更多的渠道，並創造他稱之爲“機會多元化”（Opportunity Pluralism）的體繫。
菲什金在其著作《瓶頸：平等機會新理論》（Bottlenecks: A New Theory of Equal Opportunity）中冩道：“目標應該是爲人們提供更廣泛的路徑選擇，使每個人能夠以更自主的方式，從更豐富的選項中決定他們想要如何組合自己的生活追求。”通過機會多元化，這種體繫中的把關者將失去一部分權力，而結構內的個體將獲得更多的自由。
如果精英體繫能夠提供更多的渠道，社會將不再像金字塔那樣以少數精英站在頂峰，而是像連綿的山脈那樣擁有多個頂峰。在這樣的社會中，地位和認可將更加廣泛地分佈，民粹主義的怨恨會減少，而文化的凝聚力會增強。
作爲指導新精英體繫的社會理想，機會多元化是一個合理的選擇。它的目標不是簡單地追求機會平等，而是創造最大化的機會，以滿足每個人的不同需求。實現這一理想需要採用多方麵的策略，首先是重新定義“優秀”本身。此外，我們還需要通過以下政策手段實現這些目標，包括複興職業教育、推行全國性服務計劃、創建社會資本項目以及髮展更智能的工業政策。
首先，職業教育需要得到重振。從1989年到2016年，每一位美國總統都試圖通過改革教育來爲學生準備所謂的“未來的工作”。這些改革推動了標準化測試的普及，卻使職業教育、技術教育和工藝課程的地位不斷下降。結果，美國現在缺乏足夠的技術工人來滿足製造業的需求。學校應該培養人們“建造東西”的能力，而不僅僅是“思考東西”。
其次，儘管提出推行全國性服務計劃作爲解決社會問題的措施可能聽起來像老生常談，但如果真正實施，這樣的計劃可以帶來巨大的好處。例如，哈佛經濟學家拉傑·切蒂（Raj Chetty）的研究表明，跨階層友誼對提昇社會流動性具有強大的推動作用。全國性服務計劃可以成爲高中畢業後的一種普遍儀式，不僅能夠幫助不同背景的人建立聯繫，還可以改變社會對職業類型的地位分配。
再次，我們需要減少學校在社會中的文化影響力。研究表明，儘管學校在塑造學生未來方麵扮演着重要角色，但鄰裡環境、同伴關繫和家庭背景對一個人的成功可能影響更大。因此，應加強對地方社區組織的投資，鼓勵更多的孩子在非學術領域中取得成功，例如通過服務他人、領導社區活動或組織鄰裡倡議等方式髮展自己。
最後，支持工業髮展的政策可以爲那些不願從事辦公室工作的勞動力提供替代路徑。例如，《芯片與科學法案》（CHIPS and Science Act）等政策鼓勵工業增長，同時幫助構建一個更加多樣化和包容的經濟體繫。通過這樣的努力，我們可以爲不同技能和興趣的人創造更廣泛的機會網絡。
如果我們僅以智力作爲精英體繫的篩選標準，我們將不可避免地製造一個分層的、精英主義的社會。相反，我們需要一個關注多維度能力的體繫：不僅關注一個人有多聰明，還要關心他們是否有智慧、敏銳、好奇心、關懷心，以及對社會公共利益的奉獻精神。如果精英體繫能夠識別並培養那些具有終身學習和成長動力的人，我們將塑造一個更公平、更具流動性的社會。
在1910年，美國駐荷蘭大使冩過一本書，他在書中指出：“歐洲人最熟知的美國精神，其精髓之一便是——能量。”一個以機會多元化爲指導的精英體繫將強調每個人獨特的能量和主動性。最終，我們不應該僅僅關注一個人的智商，而是關注他們的興趣、熱愛，以及他們靈魂中最深刻的“統領激情”（ruling passion）。一個成功的精英體繫應該幫助每個人識別、培養並追求他們獨特的熱情和潛能。我們需要的精英體繫，不是讓所有人都站在同一個基準線上競爭，而是幫助每個人找到最適合自己的路徑，爲他們的生命賦予意義和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