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西汽車修理兼加油站的存在時間，幾乎與莫琳在這個新澤西小鎮居住的時間一樣久。它是這裏唯一主幹道上的最後一家商鋪。再往前走，這條街便不再有名字，而是被稱作「高速公路」——盡管它仍是同一條街，只不過接下來的路段換成了住宅區。在加油站附近的人行道上有一張長椅，不知是誰裝的，似乎只有莫琳一個人會在此停留。綠漆金屬做成的佈魯斯·斯普林斯汀雕像，是本地藝術家獻給這位新澤西最偉大人物之一的致敬之作，近來才被安置在長椅旁。
莫琳對佈魯斯「到來」之前的歲月記得遠比之後清楚。她今年八十八歲，雖從不對外張揚此事。她很反感，每次去醫療機構，前臺或護士都習慣性地以核對出生日期為開場白。說出那一串日期，總讓她感覺自己老得不堪，若有人感嘆她看起來「真精神」，或者稱贊她的自嘲式幽默，她則更不自在——她覺得自己不得不如此幽默，才不至於說出更尖刻的話來。她知道，這把年紀，古怪難纏既不迷人，也沒好處。
只有坐在佈魯斯身邊——他被雕刻成披著貝殼和海泡鬥篷的模樣——她才會更坦率地錶達情緒。當然，這種錶達仍是默念的，因為她不願被人看到大聲自言自語。「妳看看那蠢貨，」她會對佈魯斯評論，指的是一個橫穿馬路、逼得汽車急剎車的行人，「有些人就是恨不得早點死。」又或者，看著一對男女走進街對面的咖啡店，「已婚，但不是和彼此。老套的情況，而且他們倆都毫無情趣。」
莫琳住在附近一棟公寓樓中，配套設施一應俱全，雖然她已幾乎用不上，但她喜歡這種奢華感。當然，這鎮上沒有哪棟公寓是便宜的——天啊，怎麽可能——但既然要縮小居所，就不能吝嗇。「剛好量入為出地生活，是一種智慧。」有一天她對佈魯斯說。對她來說，那些省吃儉用、過著小氣日子的人，與那些把自己陷入債務泥潭的人一樣愚蠢。高估或低估自己的價值，如同自負或自卑，都是一種愚蠢。
這些想法，她不會對生命中的任何人講述：無論是她的三個侄女和兩個侄子，還是每周來四次做家務、做飯的弗洛拉；或者負責送她去醫院和美發店的亨利；又或是既當門衛又當維修工的卡爾。莫琳與這些人的關繫雖算和氣，卻本質上都是交易關繫。她的侄子侄女們也許指望在她去世後分點什麽財產。哼，想得美！莫琳想起她在「幾百萬年前」讀過的十九世紀俄英小說。那些「優雅的死者」總會在墓穴中藏有一兩招反轉。
就在一個萬裏無雲的十月天裏，莫琳正蘊釀著她死後可能放出的那個驚人反轉，這時一個常在附近出沒的女人走近了她。那女人看起來常常有些可怖——不是因為穿著或妝容，而是因為她那副行走在世人眼前卻全然不覺的樣子。和平日不同的是，她這天竟忘了嚮佈魯斯投去一瞥問候。
「餵！別讓世界奪走妳腳步中的彈性！」莫琳說。
女人楞了兩秒，才意識到有人在和她說話。「對不起，妳說什麽？」
「我說，『別讓世界奪走妳腳步中的彈性。』」
女人低頭看著自己的鞋子，一臉疑惑的樣子，讓莫琳不甚滿意。她伸出手，說：「妳好，我叫莫琳。」
女人掃了一眼莫琳放在兩人之間的助行器，仿佛在評估握手的難度。莫琳拍拍身邊的空位，「來，坐一下。」女人看了看手錶作答。「現在是十點五十分，」莫琳說。她從長椅的位置可以看到銀行外墻上的鐘。「妳是十一點的預約？」
每個星期一，這女人都會在十一點前走進加油站旁那棟灰樓，然後在中午前出來。她在做理療。莫琳已經觀察了這棟樓中四位不同年齡的理療師，也大致記下了一些常客的進出時間。過去四十年中她雇過六個私家偵探，第一個是為了揭發弗雷德的出軌（共三次），離婚後她又雇了其他偵探，跟蹤他後來的婚姻（共兩次）。弗雷德已經死了十一年——或是十二年？
女人沒得選擇，只好坐下。「我叫莉蓮，」她說，和莫琳握了手。
「我知道。妳就是那種人。」
這原是句完整的話，但莉蓮卻透過莫琳的深色墨鏡，問：「那種人……是哪種？」
那天，莉蓮心情沈郁。併不是因為新澤西的天氣——陽光燦爛，像是盛夏的尾巴——而是一種從上周延續而來的情緒。當時她和丈夫正在德國旅行，進行他們所謂的「地理療愈」。自從小兒子裘德去世後，莉蓮常感到一種無力感，這種情緒在長子奧斯卡去世時併未出現。許多日子裏，她靠瀏覽谷歌地圖打發時間。她上一次如此沈迷地理，還是小學三年級在北京。那時，一個同學的父母給她買了一張海報大小的世界地圖——在1981年，這可是奢侈品。莉蓮於是與這位女孩交好，盼著能被邀請去她家看地圖。但很快，那女孩便失去了對地理的興趣，而莉蓮又對她那些從日本進口的自動鉛筆和香味橡皮沒什麽興趣。於是，這段友誼無聲地消散了，沒有傷痛，也無須尷尬。
回想起來，莉蓮覺得她們的「體面」令人欽佩。人類的關繫很少在結束時不帶痛苦、不致羞辱、不生怨恨。更少的是，之後還能帶來一種「終結感」的結束。孩子的死亡確實會讓父母陷入一種「終局」狀態——這一點莉蓮併不驚訝。但終局之後又是什麽？是否還有什麽東西能在終局之後繼續存在？
上周在柏林的天氣陰冷多風，暴雨頻頻。等他們南下慕尼黑，氣溫倒是溫和些，但陰霾未散。一天清晨，莉蓮站在旅館陽臺上俯瞰中庭——那裏空無一人，畢竟旅遊淡季，又剛下過雨——她忽然有種想要高聲呼喊的沖動，說點什麽，或者幹脆尖叫。但說什麽？又是對誰喊？沖動這種事，一旦開始追問，就會發現它根本無法自圓其說，最後只落得一個死胡同。她聽見屋頂上的鴿子咕咕叫，那聲音與它們在貝爾法斯特、佈魯日、巴塞羅那的同類如出一轍。它們大概仟百年來都這樣叫著，從不提高音量——至少，不會為了別的物種的悲劇，或是同類的死亡而提高音量。
那天，本來他們計劃去參觀達豪集中。「這麽陰沈的天去那樣的地方，會不會太沈重？」她問自己，這個問題她知道本身就不合理：再多陽光也無法讓黑暗不那麽黑暗。莉蓮一嚮以「堅韌」自詡，但這次她遲疑了，印證了麗貝卡·韋斯特小說中某個孩子說的一句話：「最適合用來形容成年人的詞是：膽小如鼠，懦弱無膽。」
他們最後改去了福森，步行穿過小鎮，在山間遠足。小路上落葉滿地，雨水打濕，把地面裹得滑膩。但他們仍以快速而堅定的步伐前行。遠近的城堡和修道院，潔白的墻面配上鐵銹紅的屋頂，還有翡翠般湍急流淌的萊赫河，都美得足以讓人分心。遊人不多——畢竟是工作日。而他們偶遇的德國人，則帶著一種有禮但疏離的氣質。這讓莉蓮有種「脫離語境」的慰藉感，仿佛她過著一個別人無法辨識的生活。但她知道，這慰藉是暫時的。人渴望脫離語境，往往正是因為現實中的「前情提要」過於沈重——而那，才是人生的核心所在。
他們一路走著，穿過了奧地利邊境。莉蓮拍了一張照片，畫面中是一塊界碑，上面寫著兩個大寫字母：「D」和「O」，中間隔著一條豎線。她想起了她和丈夫剛結婚時的那次旅行——他們在愛荷華州的一家法院登記結婚，既無鮮花，也無度蜜月的預算，畢竟他們當時只是持F-1簽證的研究生。為了慶祝，他們把一周的面包預算從29美分一袋的白面包升級為49美分的「更好一點」的白面包，還請了一個星期五的假，驅車穿越威斯康星前往上半島。在北部鄉村，他們在數英裏難覓車跡的鄉間小路上，被一輛皮卡突然調頭跟蹤。莉蓮記得當時的恐懼，她丈夫開著二手日產Sentra車飛馳而逃，繞過雨後的林間彎路，即使那天陽光明媚，林中依然陰暗。他們被跟蹤了嗎？會有危險嗎？
這本是那種可以在晚宴上裝出害怕再大笑一場的故事。莉蓮指著邊界兩旁的森林，嚮丈夫提起了這個記憶。
她丈夫看了看手機：「妳知道嗎？今天是我們結婚紀念日。」
「今天？多少年了？」莉蓮不願去計算。
「二十六年。」
他們沒有為婚齡之長而感慨，也沒有為忘記日期而驚訝——感慨，只會顯得虛假或做作。孩子去世後，生活變得簡單。某些意義被剝去了外殼，成了空殼中的意義；某些情感，變成了它們曾經的影子。而這新的「簡單」，就像終局一樣，既要求被理解，又永遠無法真正被理解。29美分的面包和49美分的差別，人人都能嘗出來；但如今他們所掌握的這種「知識」的深度——作為兩個無子之人的深度——卻無法用言語觸及。
他們回到福森，在一家小店買了一個大草編袋——足夠裝下兩人一周的農貿市場食品。這算是對紀念日的慶祝了，盡管換成其他任何一件商品也都一樣，純屬偶然。坐在櫃臺後的中年女店員，用手將銷售記錄記入賬本，問莉蓮他們來自哪裏。「美國，」莉蓮答道。
那女人倒吸一口氣：「希望妳們的大選順利，」她雙手放在心口。
「我們也希望如此。」莉蓮說。
「我們現在連呼吸都睏難，」那女人說——盡管店裏只有她一人，沒有其他顧客。「要等到妳們大選結束，我們才能鬆口氣。」
那家店藏在小巷中，堆滿了所有禮品店常見的物品——肥皂、餐巾、圍巾、筆記本、鋼筆、賀卡及其他種種，漂亮而非生活必需。女人四肢修長，直發，幾乎不化妝，坐在一扇窗前，窗外是個封閉的小院，秋季的花園裏懸掛著星星與燈籠形狀的彩燈。繡球花開成了灰白或銅褐色，青苔鋪滿小徑，一片閃亮的綠色，而盡頭那排紫菀還在盛開，是入冬前最後的花。
莉蓮很容易想象自己在這樣的生活中：坐在巴伐利亞小鎮的一家小店裏，售賣一些不必要卻可能被人喜歡的小物。但這樣的想象，和沖動一樣，終究走嚮死胡同。她可以設想自己過別人的生活——那些她偶遇的人，那些死去卻仍活在她記憶中的人，甚至她編造出來的人——但歸根結底，想象與幻覺有什麽區別？這兩者，都屬於年輕人、沒經驗的人，或是現實無聊、牢固到必須靠幻覺或想象做些逃離或點綴的人。
莉蓮覺得，自己已走到了人生某個階段：在這個階段，一切猜測、假設、預期和夢想都失去了誘惑力。它們所提供的可能性，全是偽命題。也許，這就是「終局」的含義。無論可以想象的，還是不可想象的，都已不必再想。她的人生，是一段平衡在單點上的存在，四周圍繞著華萊士·史蒂文斯所謂的「痛苦的圍攻」。
他們在店裏沒有逗留太久。莉蓮拎著草編包，兩人小跑著去趕火車，那趟車將在晚上八點前將他們帶回慕尼黑。但開車不久，火車便停了下來，而且停得斷斷續續。過了一段時間，一名男子通過廣播先用德語、後用英語錶達了歉意：線路上發生了「致命事故」，他們正在等待改線指令。
他們已經不是第一次經歴類似的延誤。奧斯卡自殺兩年後，他們曾從阿姆斯特丹前往佈魯塞爾，中途的列車一輛接一輛地被取消，整整五個小時。但那時裘德還在，還和他們一起旅行。莉蓮當時曾找工作人員打聽事故原因，卻隱瞞了一個細節：在鹿特丹附近，有人死於鐵軌之上。
然而事後來看，隱瞞那個細節又有什麽意義？莉蓮想，現在她要理解的這種新「單調生活」，併不依賴某個細節，或者一連串細節的拼接。
火車反復摺返——一會兒停著，一會兒前行，一會兒又往反方嚮開，然後再度停下。莉蓮和丈夫對延誤併未多言。就在那天早上，他們還在考慮跳過達豪是否明智；下午時，他們在挑選草編包作為紀念品，併聆聽一位德國店主對即將到來的美國大選所錶達的願景。而在另外兩個時間點，也曾有其他男人和女人坐在新澤西的火車上，因「致命事故」被延誤，對他們而言，不過是一次不便罷了。莉蓮想知道：即便是在這樣一個新的、平淡的生活裏，她和丈夫是否也被某種印記所標記？隨即又為自己的「自命不凡」暗自發笑。
奧斯卡去世幾周後，莉蓮曾前往銀行，為他銷戶。櫃臺的出納看到名字時當場落淚——她說她看過相關報道，也是位母親。自那之後，莉蓮便不再光顧那家分行，轉而選擇了鄰鎮的分支。但裘德的死改變了莉蓮的心態。世界併不像她希望的那樣遼闊，而她，也沒有想象中那麽隱身。但那又怎樣？即使被人看見、被人認出又如何？那些「了解」她故事的人，除了少量事實之外，根本不知道她是誰。正因如此，當那個自稱莫琳的老婦人說「我知道妳是誰」時，莉蓮併未感到驚訝或惱火。
莉蓮之前確實註意到過莫琳——她那穿著打扮遠比路邊長椅所需更為正式，有時是一身香奈兒套裝，有時則是剪裁得體的連衣裙，頸間還圍著一條愛馬仕絲巾。因為她總戴著深色墨鏡，臉上也毫無錶情，莉蓮一直覺得無需與她打招呼。曾有一次，她甚至懷疑這女人是否是盲人，是否有照護者會在她「曬夠太陽」後來接她。但莉蓮的好奇心轉瞬即逝。她沒想到自己會被莫琳「觀察」。
當莫琳提到她在大學的名譽教授身份和全名時，莉蓮覺得她好像有點印象——是一位在莉蓮併不熟悉的領域中頗具聲望的學者。她為自己不了解莫琳的學術工作而道歉。
「唉，人們忘得太快，或者根本懶得去了解。」莫琳說，「總有一天，妳也會遇上這樣的事。」
換作平時，莉蓮可能只會微笑而不作回應。但那天早上，她仿佛還坐在那輛被延誤的巴伐利亞火車上，看著山坡上的農捨與谷倉，點點燈火，月亮也已升起。她多麽想嚮一個陌生人提問：妳這一生裏，坐過多少次因「致命事故」而被延誤的火車？一次？兩次？還是從未？
透過莫琳墨鏡下幾乎看不清的雙眼，莉蓮突然有些沖動地說：「那又怎樣？我等不及了。」
「妳等不及什麽？」莫琳問，「把句子說完。」
莉蓮聳聳肩。她已經說完了。
接下來的星期一，莫琳將購物清單交給弗洛拉：用來做尼斯沙拉的食材、半條（古谷物）面包、兩個法國奶油梨，以及三支非洲菊。她已有一段時間沒招待過客人，但弗洛拉是她一手調教出來的，絕不會出錯。即使是她獨自用餐的日子——幾乎天天如此——餐巾和餐墊也必須熨得筆挺，飯菜的擺盤也必須美觀得體。
她併沒有問莉蓮是否有什麽飲食禁忌。「希望她不是個挑食鬼，」莫琳對佈魯斯說，「反正還有梨。一個梨總不至於把人吃死。」
這也不是莫琳第一次「召見」某人來家裏共進午餐。她從不把這稱作「邀請」——因為「邀請」就像「愛情」、「建議」、「善意」一樣，可以被婉拒。在她與莉蓮那場簡短的邂逅中，她說：「看得出來妳今天沒心情說話。那我安排下星期一簡單吃個午餐吧？妳理療完直接來我家。不用想借口推辭。我保證妳不會後悔來，而且我們也不會發展成那種動不動就『促膝長談』的友誼，如果妳擔心這個的話。」
想達成所願的秘訣，就是要明確而果斷地錶達訴求，併提前消除拒絕的可能性。莫琳併不驚訝莉蓮答應了——不過她確實感到一絲滿足。曾幾何時，幾乎沒人會拒絕莫琳·米勒的召喚。但如今，她已不願頻繁試探自己殘余的影響力。她那幾個侄子侄女，比如，總是行程滿滿。他們那平庸的生活能有多忙？
莫琳決定在長椅上等莉蓮，以免她臨時變卦。她們會一同步行回公寓，莉蓮會放慢腳步配合她的步伐。進門之後，莫琳會讓莉蓮好好欣賞一番墻上的莫迪利亞尼與馬蒂斯蝕刻畫，然後再引她去看珍藏的古籍。
關於莉蓮的生活，莫琳併沒有興趣——天哪，當然沒有。她對別人的人生無論悲喜都毫無好奇。但她有幾句話要對莉蓮說。她很清楚，這將是唯一的一次午餐，不會有回請。一位真正的「貴賓」不該久留；她想讓莉蓮記住自己作為某種「異類過客」的存在——短暫停留，留下些值得思量與回味的東西。
她已經想好了開場白：「我知道妳失去了孩子，但妳必須明白，這併不是妳獨有的命運。」莫琳想象著自己在說這句話時，手中正打開一本大衛·休謨的初版本——或許是《人性論》第一卷。莉蓮會怎麽回應？大概也只會點頭錶示同意。然後莫琳會合上書，用最隨意的語氣提到她自己也曾失去一個孩子。莉蓮自然會說「很遺憾聽到這個」，但她到底有幾分真誠，莫琳併不在意。「我兒子是在三十多歲時死的，所以跟妳的情況不同。他吸毒，不幸死了。不過我不是他的親生母親，我在他四個月大時收養了他。他的生母是個癮君子，十九歲就生了他，而且這還不是她的第一個孩子。毫無疑問，基因已註定。」
把這些事實告訴莉蓮很重要，正如莫琳過去也曾對其他聽眾這樣坦白。要是伊恩是她的親生骨肉，也許命運就會不同。但她和弗雷德的婚姻一直沒有孩子。弗雷德當初說他們無需墨守傳統。但當她的學術成就超越了弗雷德之後，他便開始尋求年輕女子的陪伴。其中一個——海莉，是個研究生，擁有一種「多產」所帶來的粗俗美感——果不其然，懷孕了。這場醜聞最終導致離婚，弗雷德也調去了西海岸一所二流學院——一切都如發黴的面包般可以預見。而莫琳，則一直通過她雇的私家偵探、以及一些共同朋友的偶爾傳話，持續「旁觀」著那段婚姻。
「他們那個孩子出生後，我心裏想：為什麽我不能成為母親？我當時還年輕，我聰明又能幹。我必須擁有一個孩子，而且要自己撫養他。」這些年來，莫琳時常思考當初的決定。她也曾對佈魯斯說過這番話——佈魯斯，當然，始終緘默，盡職盡責地守著秘密。她是否會對莉蓮說出這些？未必需要，她想。但若到了那個時刻，那些早已演練過無數次的臺詞自然會順口而出。她不會責怪自己。一個故事就是一只萬花筒，總有些銀珠會意外滾到中央，或有金箔不經意黏在角落——人生總要留些偶然性。
當天早上，莉蓮照例問自己：我到底為什麽要答應吃這頓飯？她可以說是出於好奇，想看看一位知名學者退休後的生活（其實併不）；也可以說是因為莫琳這種女人擅長霸淩像她這樣看起來「溫順」的人（那又怎樣，讓她們沈浸在這種虛幻的控制感裏也無妨）；甚至可以說她只是想看看莫琳摘下墨鏡後的眼睛是什麽顏色。但這些答案雖易於出口，卻都不是她內心真正的答案。
「這景色比我在校園辦公室看到的要遜色些，」莫琳在她們踏入公寓時說。大窗戶望出去，是一片停車場，遠處是建築工地，幾座起重機擋住了校園裏原本迷人的塔樓與尖頂。「他們曾承諾我那個辦公室可以保留一輩子，但沒過幾年就開始找各種借口把我擠走。」
莉蓮努力不錶現出厭倦。學者與辦公室的糾葛——窗景、地毯、椅子、燈光、墻色——她在做一個不起眼的行政職務時聽過無數此類故事，足以湊出一部現代版《荒涼山莊》。
莫琳領她走進書房，指著書架介紹，卻沒打開任何玻璃門。「這其實是個極麻煩的責任，」莫琳說，「幾年前，我還住在獨棟房子時，為一個即將臨盆的年輕同事辦了場早午餐會。結果妳猜怎麽著？一本珍貴的一版書就這樣不翼而飛。」
莉蓮誇張地倒吸一口氣，演得略顯浮誇。
莫琳點點頭。「我知道，但我又能怎麽辦？總不能去問每位女賓客，上廁所時是否順道逛了我的書房。我吸取了教訓。」
莉蓮心想，她吸取的也許只是要給書櫃上鎖的教訓。一場與陌生人共進的午餐，永遠不可能像巴伐利亞森林的散步那樣無害。一棵樹不會期待路人贊美；河水與對岸的山巒，也不會在被人描繪時，在乎那畫者是大師還是業余愛好者。自然界對觀察者冷漠，也同樣冷漠於漠視它的人。而人類世界的冷漠邏輯卻令人不安：我有權不關註妳，因為我需要——因此我配得上——妳全部的關註。
莉蓮併不意外，在遞送黃油時，莫琳提到了她也失去了一個孩子。莉蓮已經習慣於成為那些喪子父母傾訴故事的聽眾。同樣也不意外的是——那個孩子的生母（莉蓮心想，如果還活著，應該年紀比她大）被視為這個被「悉心撫養」的男人墮落的根源。莉蓮的叉子在盤子上緩慢地畫圈，卻遲遲沒有夾起食物。她知道，吃不吃其實都無關緊要。莫琳的身上有一種狂熱，莉蓮很熟悉：在陌生人面前，講故事的人無需面對過往，也不必考慮未來。或許這正是她當初能輕易幻想自己成為福森小鎮的一名禮品店主的原因——那是一個無需承載過去，也無需面對未來的虛構人生。
於是，莉蓮聽到了關於莫琳前夫的故事（「他現在死了，這妳大概也猜到了」，「他從沒在學術圈真正闖出名堂」），也聽說了那個年輕的妻子海莉如何再次遭遇背叛——這次是一位比他年輕三十歲的本科生（「她把最好的年華都花在這樁婚姻上，結果連當遺孀的資格都沒撈到」）。莫琳喋喋不休時，莉蓮忽然想起童年時姐姐教過她的一個小把戲。她們家很窮，每天下午各自只能分到一塊動物餅幹。姐姐每天會小心地把那塊餅幹泡在水杯裏。沒過多久，那只兔子、魚或豬的形狀就會膨脹起來。關鍵在於掌握火候——等它膨脹到最大，卻又不至於泡爛。如果等得太久，那塊餅幹就會化成一灘渾水。莉蓮現在看著莫琳那蒼白的眼瞼，想：要有耐心，但不能貪心。她想知道莫琳會不會也算錯了時間，最終只剩下一杯混沌的渾水，一塊再也無法復原的動物餅幹殘渣。
「我請妳來不是為了講這些老故事，」莫琳說，「它們只是鋪墊，不說這些我就無法說出妳需要聽的那句話。」
莉蓮點點頭。她仿佛又看見三歲的自己，看著姐姐用勺子小心地舀出一只泡發得圓滾滾的兔子。姐姐當時說：就像吃了兩塊餅幹，更容易飽。莉蓮當年便對姐姐的聰明心生敬佩。
「在我講下去之前，讓我考妳一個問題：妳知道歴史上第一封惡意匿名信是誰寫的嗎？」
「那不是阿加莎·克裏斯蒂發明的嗎？」莉蓮問。在奧斯卡與裘德之間的幾年裏，她和丈夫養成了看英劇的習慣。《田園謎案》是她的最愛：有很多惡意信，也有很多謀殺，但幾乎沒有什麽懸念，更沒有真正的痛苦。
「我就知道妳會這麽說。可不對。阿加莎·克裏斯蒂和其他推理作家都是從真人真事中取材的。想象力是有限的，希望妳能明白。」
「當然。」
「第一起惡意信事件發生在新澤西州的伊麗莎白鎮。」
「哦！」莉蓮應了一聲。在她眼中，伊麗莎白不過是去紐約的列車上的一個停靠站。難道它就是新澤西的「田園謎案小鎮」？
「妳可以去查這個案子，當時可轟動了。」
「什麽時候的事？」
「1909年，比阿加莎·克裏斯蒂還早。那封信引發了後續無數模仿事件。一個住在伊麗莎白鎮的女人，竟為全世界發明了一種新的犯罪方式——妳說，誰能想到？」莫琳說，「我祖母的朋友正是這些信的受害者之一，人生幾乎被毀。」
莉蓮忍不住想，寫信的人會不會就是莫琳的祖母。但她沒說出口，只問：「後來查出是誰寫的嗎？」
「妳自己去查吧。這與我接下來要說的事無關。我還沒告訴妳，弗雷德和海莉的婚姻是怎麽散的。」
「他不是出軌了嗎？」
「哎，那只能算是他們婚姻失敗的副產品。真正的導火索是：那個她懷孕時生下的男孩，在八歲時死了。」
莉蓮努力維持面無錶情。她不喜歡莫琳講的這些故事。她害怕接下來會聽到莫琳坦承自己在男孩死亡一事上扮演了某種角色。
「確實是場悲劇，沒人能被歸咎。當時那男孩在遛狗，繩子掉了，狗跑過馬路，他追了上去，沒看到一個轉角的車子。」
要是她真是「膽小如鼠、懦弱無膽」，她早該站起來抗議，說她受夠了這頓午餐和這些可怕的故事，說她要回家了。但她沒有動。她繼續註視著莫琳，很快意識到那雙藏在墨鏡後的眼睛，是清澈的藍色。
「順便說一句，狗沒有受傷，免得妳擔心。」莫琳說，「當然那狗現在也死了。」
「自然。」
「自然地，弗雷德和海莉都心碎了。妳大概聽說過一句話，說喪子常會導致夫妻離婚。但那是個謠言。其實喪子夫妻的離婚率比普通人還低。」
「我不知道。」莉蓮說。她沒有補充「我也不在乎」。她和丈夫是特例，統計數據既無法安慰他們，也無法推翻他們的生活。
「對他們來說，其實年紀還輕，完全可以再生孩子，婚姻也不是不能挽回。可他們最終為什麽沒堅持下去？唉，妳好像併不在意原因。」
「有些事本來就無法修復。」
「我在那場悲劇之後依舊和他們保持聯繫。不是頻繁聯繫，但我每年都會在那個孩子的生日那天，送一大束花給他們。」
莉蓮拿起餐巾輕輕擦了擦嘴，是在拖延，因為她知道莫琳正等她發問或發錶意見。「所以妳每年都送他們一封『花做的惡意信』。」
「不是，是鮮花。附上我親筆簽名的祝福卡片，寫滿關切與同情。妳看，信可以被撕毀或燒掉，但花不一樣。」莫琳說著，眼神竟透出一絲悵然。「他們從未回應過我的心意。」
莉蓮沈思。她可以說，「妳真是個惡毒的人」，但說了又有什麽意義？她很清楚，在她之前，一定還有其他人也聽過這個故事。她不可能是莫琳唯一召喚來的聽眾。莫琳需要有人目睹、感受她復仇的快感——這份快感若無人知曉，就不夠甜美。「那妳為什麽還要問我惡意信的事？這些花併不是信。」
「我今天早上突然想起我祖母那個朋友了，便開始想：她到底做了什麽才會招致那女人如此『有創意』的報復？我不知詳情，但有一個普遍的啟示。」
莉蓮看了眼幾乎沒動過的盤子。說自己吃飽了，會不會太不禮貌？
「我是說，對妳而言，這有個通用的啟示。對我而言，已經太遲。」莫琳說，「『永遠別說妳已經了解了任何一個人的心。』」
「我知道這句。」莉蓮說。
「妳知道亨利·詹姆斯的這句話，但妳知道它是什麽意思嗎？」
莉蓮聳肩。她的生活是一種孤立的終局狀態。再有人心難測，又有何意義？
「妳知道我為什麽送花嗎？」莫琳問，但併未等莉蓮回答。「我想讓他們知道，他們的孩子生日那天，不只有他們在思念他。他們可以把我的花看作是同情，也可以看作是惡意。但妳看，如果他們因此怨恨我，那他們內心總會有疑問：也許我是真的好意，也許是他們太悲傷、太偏執、誤會了我的善意。一場善意與惡意的舉動之間，有時根本無法分辨。」
莉蓮覺得呼吸睏難。她終於明白：這，才是她同意赴約的真正原因。她以為自己已對人生的殘酷毫無驚訝，但莫琳說得沒錯——她不會後悔來。終局狀態只能屏蔽「不可言說」的東西，而真正的人性之惡，卻常常存在於「說得清、講得明」的那一面。那些寫惡意信的人不會稀裏糊塗地幹下惡行；達豪的執行者（及其在未來的轉世）從來都清楚自己在做什麽。
「要吃個梨做甜點嗎？現在是吃梨最好的季節，這批梨尤其出色。」
「恐怕我該走了。」莉蓮說。她做出清理餐桌的姿態，但莫琳擺擺手，說管家之後會收拾。莉蓮感謝她，然後錶示自己會自己走出去。一場道別，有時是兩人抵達彼此「最深理解」的仁慈出口。
莫琳拿起一個梨，靠近鼻尖輕嗅，回味那種微妙的檸檬香氣——好吧，說「檸檬香」有些誇張了，但她確實沈醉於這記憶的氣息中。可惜莉蓮不夠鎮定，沒能以優雅的禮儀和從容的節奏為這頓午餐收尾。若她能帶著真正的欣賞咬上一口那水果的天賜滋味，莫琳也許還會對她稍加敬意。
但莉蓮終究會恢復的，莫琳想。而當下一個星期一來臨，莉蓮經過她時，也許會放慢腳步、遲疑著是否要打招呼——而莫琳則會裝作既沒看見，也沒聽見。
她將梨放回了果盤中。等會兒，她會讓弗洛拉把這幾顆梨帶回去給孩子們——盡管這種細膩的口感與風味，對孩子們而言實在是浪費。法式奶油梨曾是莫琳母親的最愛，那位母親深愛莫琳和她的兩個哥哥，傾盡一生、無怨無悔地做了個好母親。莫琳無法想象比她更完美的女性，然而連這種「完美」也有裂縫。在生命的最後時刻，母親哭了一整夜，悲愴而無法安慰，只為一個人——她自己的母親。那一夜，莫琳·米勒——知名學者、講席教授、離婚人士、擁有一個非親生兒子的母親——憤怒地看著她的母親走嚮死亡。六十六年的幸福婚姻，八年的安詳寡居，三個受人尊敬的子女，所有法式奶油梨整齊擺放於餐桌，仿佛藝術靜物一般，再被作為餐後甜點優雅地奉上——這些，難道還不算是「足夠圓滿的人生」嗎？可她依然無法帶著滿足離世，直到最後抓回了那個莫琳併不認識的小女孩的心。
發表於《紐約客》2025年6月23日刊，原文鏈接為
https://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25/06/23/any-human-heart-fiction-yiyun-l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