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人身上都有裂縫——那正是光照進來的地方。阿德琳·弗吉尼亞·斯蒂芬渴望的是一種被光填滿的生活。1912年她嫁給倫納德·伍爾夫時曾說，自己想要“一切——愛情、孩子、冒險、親密與事業”。在她的傑作《達洛維夫人》中，她寫道希望“所有內在的情感都能被照亮”。但光越強，裂縫也就越多。
如今，弗吉尼亞·伍爾夫已成為世界文學界的巨擘，至少已有15部關於她的完整傳記。然而，馬克·赫西的新作《達洛維夫人》併非寫她的生平，而是一本關於她小說的“傳記”，講述這部作品的構思、寫作與傳播歴程。赫西是紐約佩斯大學的英語教授，當他說伍爾夫是“我最喜歡的作家”時，我們毫不懷疑他的真誠：他已出版多部相關著作，併附上一張溫馨照片——他收藏的二十多個版本的《達洛維夫人》，摞得高高的，他說這個藏書癖始於五十年前。
根據學界的普遍推斷，《達洛維夫人》中那句“生活；倫敦；這個六月的時刻”所描繪的應是1923年6月11日。在過去八年裏，隨著伍爾夫聲望日益提升，一年一度的“達洛維日”應運而生，由弗吉尼亞·伍爾夫協會帶領大家走讀伍爾夫筆下的倫敦。今年的慶祝活動將尤為盛大，紀念小說出版一百周年。參與者將在佈盧姆斯伯裏和威斯敏斯特街頭穿梭，感受伍爾夫賦予它們的“令人著迷、神秘……無限豐富”的氛圍，“仿佛置身某種神聖儀式中，任何亂擾都將被視為褻瀆”。
這樣的慶祝活動聽上去不過是一場倫敦市中心的徒步旅行。但事實上，這也可以用來形容小說的情節：一位政客的優雅妻子克拉麗莎·達洛維舉辦了一場盛大的晚宴，而一位經歴一戰創傷的年輕退伍軍人賽普提默斯·沃倫·史密斯則在醫生的忽視下自殺。赫西說得很對，如果有人問這本書講了什麽，可能的答案是“沒講什麽”。
但對於伍爾夫而言，這部作品的全部意義，在於描繪人物內心世界的波瀾。她是那個現代主義文學群體的一員，正試圖在“1910年12月前後”——她所謂的“人類性格改變的那一刻”——之後，重新厘定藝術的邊界。對於伍爾夫、喬伊斯和普魯斯特來說，正如赫西所說，當時“主體、客體以及現實的本質之間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伍爾夫認為，愛德華時代的寫作如同描繪房屋外觀而無法呈現居住其內的靈魂，這種文學已然無效。若藝術要回應現代性的“驚人混亂”，就必須直接穿透意識體驗。
這是一個雄心勃勃的計劃，但伍爾夫感到自己已經准備好。她已完成兩部較為傳統的小說，她更具實驗性的第三部《雅各佈之屋》也獲得廣泛贊譽。她感到自己終於“知道如何（在四十歲時）用自己的聲音開口了”。換句話說，她“開始學習自己大腦的運作機制”。
她的聲音正是她思維機制的體現——盡管那機制本身有缺陷。婚後不久，她就因嚴重精神崩潰被送入私人療養院。幾個月後，她服用大量巴比妥類助眠藥Veronal自殺未遂，純屬僥幸得救。兩年後，她再度崩潰。但隨著名望和自信不斷增長，她堅信“瘋狂是強大而可怕的……我寫作的很多題材正是從它噴湧而出的熔巖中汲取的”。
讀者喜歡她作品中她所欣賞的品質——她稱之為“古怪的個體性”。於是她將這一特質內化為寫作的核心，審視一個分裂、破碎又重新組裝的自我。她不再相信人是“無暇、統一、前後一致的整體”，而是“碎片與馬賽克”，藝術應如實描繪這種狀態。一架飛機被摧毀後重新拼接，便成了一幅馬賽克畫，由此變得獨特、優美，併更加摺射光芒。小說中有一處，克拉麗莎正縫補她的裙子。
為了充分展現這種“古怪的個體性”，她為《達洛維夫人》設計了一種“奇異而精妙”的結構。“我的想法幾乎多得溢出來。我想描寫生與死，理智與瘋狂。”於是她創造了克拉麗莎與賽普提默斯這兩個角色，一個代錶“理智的視角”，一個代錶“瘋狂的視角”，二人“幾乎相遇——僅一門之隔——妳看他們如何擦肩而過——各自偏離軌道，從未真正相遇。”
但他們最終還是相遇了。小說與伍爾夫人生共同指出的一個問題在於，這種區隔終究難以維持。理智走嚮瘋狂，生命通嚮死亡。1941年，伍爾夫投水自盡於烏斯河。克拉麗莎在小說中併未自殺，但最初的設定本該如此，也許正因為如此，曾有早期讀者在讀完後誤以為她自殺了。賽普提默斯，這位為莎士比亞的英格蘭而戰的退伍軍人，最終選擇了死亡，揭示了藝術理想中“個體化”的破滅。
戰爭既啟動了伍爾夫的寫作，也動搖了它的根基。將伍爾夫理想中的“碎片與馬賽克”、縫補裙子的克拉麗莎，放在她探訪一戰傷兵親戚的病房中感受到的“把人打碎又修補”的無力感對比來看，藝術與戰爭之間的界限變得模糊。伍爾夫曾在信中形容戰爭為“一種荒謬的男性虛構”。賽普提默斯雖為戰爭創傷所睏，但若論“古怪的個體性”，他最為突出。他越思考，越孤獨，越顯“陌生”。
現代主義者曾以為，拋棄“描寫”而轉嚮“洞察”能揭示真理，結果卻是摧毀了真理。他們自以為是站在愛因斯坦與弗洛伊德之後的作家，實際上更接近同時代的海森堡——那位揭示電子在觀察中無法被固定的量子物理學家。同樣地，現代的“自我”也無法被精准把握，自我審視只會產生更深的不確定性。伍爾夫曾在《現代小說》一文中寫道，意識是一場“無數原子的不斷飛濺”。他們以為自我挖掘可以帶來穩定，結果卻將其擊碎。越註視，越迷茫。
伍爾夫喜歡將其寫作比作“挖掘的過程”，她要“挖掘錶象背後”，揭示意識。但任何點亮的嘗試，最終照亮的可能只是更深一層的黑暗。背後沒有終點。克拉麗莎感受到“無法抵達那個神秘核心；越靠近，越疏遠；狂喜褪去，唯余孤獨。”也許，最好的選擇，是在還來得及的時候就轉身離開。
伍爾夫曾擔憂的那種“沈默、溫和、郊區式”的普通生活，或許反倒更值得追求。賽普提默斯厭惡粗魯的霍爾姆斯醫生，而伍爾夫也痛恨現實中以他為原型的精神病醫師。但我們很難完全否定霍爾姆斯的判斷——自省併非救贖，真正的“治療”也許就是停止自我沈溺，轉而投身外在事務。這固然意味著忽視個體性，但正是他個體性的深淵摧毀了他。或許，他本該融入那些“沈悶的大眾”。那些無趣之人，也許才是對的。早期版本中，克拉麗莎曾說：“與其做個無聊的人，不如當個殺人犯！”但——真的是這樣嗎？
《達洛維夫人》記錄了“現代自我”的誕生與終結。我們都是伍爾夫的孩子。她渴望光，堅信在“心理學的黑暗地帶”深處有光可尋。她沒能找到，我們卻延續了她的追尋。她的“古怪個體性”如今被神化，“未經審視的生活不值得過”被奉為真理。我們不停地自省，堅信嚮內挖掘終會帶來清晰。但《達洛維夫人》既是指引，也是一則警示：也許，這一次，我們不必再深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