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時報》書評 | 把「仇恨閱讀」化作高雅藝術的評論家

這本書，奇異得令人著迷——既睿智，又盲目。

朱是《紐約》雜志的書評人，亦是2023年普利策評論獎的獲得者。過去幾年，她在文壇迅速躥紅，靠的是兩種文字能力：一種是她如手術刀般冷酷精妙的「拆書式」評論，另一種則是她以跨性別女性身份書寫的長篇論述——關於性別、欲望、身體與身份的思辨文本。

除了她非凡的才智，我認為她的崛起還有兩個更深層次的原因。第一，她是一個從學術界「康覆」的人——她自嘲為「康覆中的學者」——而在她面前，即便是驕傲自滿的紐約出版圈，也常顯得如鄉下老鼠般局促不安。她的文字，在《紐約》雜志的語境中看似銳新，其實深受馬克思主義文論大師弗雷德里克·詹姆遜（Fredric Jameson）及其思想後裔的影響：用辯證法在一個個觀點之間飛躍，不留解釋的空隙，不給讀者喘息的余地，帶著一種近乎宗教式的絕對篤信，同時又宣告一切信念終將幻滅。

第二個原因更直白——人們熱愛「仇恨閱讀」。朱在《權威》中寫道：「惡毒是一條三天未進食的獵犬，殘酷是那個冷靜牽著狗繩的人。如今，我追求的是殘酷。」

這聽起來冷血，卻毫不含糊。當你與你的評論者站在同一陣線時，這種態度甚至令人心潮澎湃。《權威》一書收錄了三類寫作：書評、個人隨筆與評論理論的沈思，大多數曾發表在《紐約》雜志、《n+1》等刊物。其中，書評無疑最為耀眼，是她才華的主戰場。她在字里行間頻頻亮出的洞察，既精準又辛辣，常令人忍俊不禁——這是她身為評論家的絕技之一——如此鮮活，以至於這些評價仿佛已經永久地銘刻在那些作家身上。

她寫布萊特·伊斯頓·埃利斯（Bret Easton Ellis）如何在《白色》中控訴千禧一代「覺醒文化」時道：「他自己從未真正長大，於是寄希望於別人替他長大。」

評柳原漢雅（Hanya Yanagihara）的《渺小一生》：「這是一部毫不掩飾的生活方式小說。」

說安德魯·勞埃德·韋伯（Andrew Lloyd Webber）的音樂劇：「他的角色直接向觀眾吶喊情感，仿佛用T恤大炮轟出去一般。」

寫奧特薩·莫什費格（Ottessa Moshfegh）：「盡管技法老練，但莫什費格的小說中始終有種令人難以忽視的稚嫩感。」

談紮迪·史密斯（Zadie Smith）：「諷刺的是，史密斯職業生涯中始終未能真正駕馭她所倡導的那類充滿同理心、溫情而真實的人物。」

然而，這種評論方法並非毫無代價。朱似乎從未真正熱愛過任何作品——也從未試圖為任何作品辯護。這種態度與她深受詹姆遜等思想家影響密不可分：她反覆將書籍拆解成歷史與政治的拼圖，剖析其結構，剝離其人文光澤，使之淪為被框架化、去魅化的對象。

這種分析方法固然在文學批評中占有重要地位，是對當下圖書文化中泛濫的人文主義情懷的一劑清醒劑，而那種情懷本身，也往往淪為偽善的陳詞濫調。但她的方法也破壞了我們對她審美判斷的信任。她是否真的擁有屬於自己的品味，變得令人懷疑。書中給予最高讚譽的，竟是一部結構精致卻套路明顯的HBO末世題材劇集《最後生還者》：「一次適度目標的傑出實現。」

朱反人文主義的立場——理念壓倒情感——在她關於自己跨性別經歷的書寫中顯現出另一面。那些文章博學而溫和，敏銳又通透，展現出廣博的閱讀與難得的公允。但讀來仍有一層壓抑感，仿佛她始終害怕另一個像她自己一樣機警又帶著嘲諷的批評者，正在潛伏，伺機捕捉她任何一絲未經諷刺、未經武裝的情感表達。她所允許的那幾個情緒瞬間——比如她寫到「那個我永遠擺脫不了的、受驚的直男孩」，或在接受陰部手術後在床上哭泣的片段——恰恰成了全書最真摯動人的時刻。那是真實情感的震顫，也正是她在他人作品中最不信任的東西。

但誰又能苛責她？苛責她的尖刻、她的警惕、她的憤怒？她的核心觀點——我們的文化正陷入晚期資本主義的蛛網中——幾乎毋庸置疑。而作為一名跨性別女性，她的存在每天都在遭遇權力的圍攻。在一個理應被憤怒照亮的時代，她的怒火，無疑是正當的。

也正因此，朱在書中偶爾暫停憤怒的瞬間才格外醒目。在她評論萊克西·弗萊曼小說「對青少年聯盟奇異彈性機制的機敏觀察」，或是林韜小說「精雕細琢卻無情節性」的「無聊寫實感」時，《權威》仿佛失去了它慣常的火力。值得注意的是，這兩位作家如今都身處文壇「酷圈」——而朱也已然成為其中一員，這一點從她書中密密麻麻的致謝名單中可見一斑，那些名字在熟悉文壇「高中食堂」格局的讀者眼中都格外耀眼。

當一個人宣稱自己出於原則行事時，前後不一便會致命——它動搖了「權威」的根基。但或許，朱也只是想當個酷酷的人。仇恨閱讀依賴仇恨來驅動：在理性的外殼之下，這本熾烈憤怒的書，終究不過是一場漫長且壓抑的哀號。

然而，朱畢生致力於一個信條：對作者的同情在批評中不應有立足之地。她大概也會痛恨這樣一個結語所隱含的——對她自身的理解與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