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高樂在其戰爭回憶錄開篇寫道：「我一生都對法國懷有一種堅定的理念。」而我也一樣，我一生都對美國抱有一種理念。我始終認為，美國雖然深有缺陷，卻依然是全球一股巨大的善意力量。從亞伯拉罕·林肯到佛蘭克林·羅斯福，再到羅奈爾得·雷根，以及更之後的時代，美國人一直在為自由與人類尊嚴而戰，反對暴政；我們推動民主，資助馬歇爾計畫，挽救了數百萬非洲人免於愛滋病的威脅。當我們造成傷害時——比如在越南和伊拉克——往往源于自負與天真，而非出於邪惡意。
直到2025年1月20日那天，我才意識到，自己對這個國家善良本性的信仰，早已深深嵌入了我的身份認同之中——這種信仰是：我們美國人正共同參與一項偉大而英雄的事業，我們的日常生活因服務於這一使命而變得高貴。可自1月20日以來，我目睹美國對待加拿大和墨西哥朋友的冷酷、對待歐洲盟友的輕蔑、對待烏克蘭英雄及總統澤連斯基在白宮所展現的卑劣行為，我卻難以形容自己所感受到的痛苦。是哀傷？是震驚？還是像身處一場夢魘？也許，「道德羞恥」才最貼切：目睹一個國家失去它的榮譽，既令人羞愧，又令人心碎。
喬治·奧威爾或許能為我們所目睹的一切提供指導。他深知，人可以追求權力，而並無任何關於「善」的願景。《1984》中，一名黨務官員說道：「黨追求權力，僅僅是為了權力本身……我們不關心他人的福祉，我們只關心權力。不是財富，不是奢侈，不是長壽或幸福，而是權力，純粹的權力。」那麼，權力如何體現？答案是：通過讓他人受苦。奧威爾筆下的角色接著說：「僅僅服從還不夠。除非他在受苦，你如何能確定他服從的是你的意志，而非他自己的？權力，就是在於施加痛苦與羞辱。」
川普的預算主管拉塞爾·沃特，聽上去就像從《1984》中走出來的人物。他在2023年的一場活動中談到聯邦工作人員時說：「我們要讓他們早上醒來時，不想去上班——因為他們越來越被視為反派角色……我們要讓他們身陷創傷。」
自川普重返白宮以來，他讓烏克蘭人受苦，讓在這裡生活了數十年的移民受苦，也讓一些我所認識的最優秀的人承受苦難。我在華盛頓的許多朋友都是福音派基督徒，他們把公共服務當作人生使命——打擊性交易、服務世界貧困人口、保護美國免受外部威脅，從事攻克疾病的生物醫學研究。他們努力以福音中「慈悲與仁愛」的精神生活。川普摧毀了他們的工作。他所宣戰的，不僅是「覺醒文化」；他宣戰的，是基督教服務精神——乃至一切形式的服務。
最可悲的是，我竟然沒預見到這一切的發生，儘管我成年之後的人生一直與這些人共處。我在20世紀80年代加入保守主義運動，那時我曾先後在《國家評論》《華盛頓時報》以及《華爾街日報》的社論版工作。在我們那個圈子裡，大致分為兩類人：保守主義者與反建制的激進派。我們這些保守主義者認真研讀密爾頓·弗裡德曼、詹姆斯·伯納姆、威特克·錢伯斯與艾德蒙·伯克的著作。反建制派只想著如何激怒左派。我們的人生圍繞著為思想雜誌寫作展開；而他們則趨之若鶩於電視與廣播。我們身處政治右派，但交往廣泛，也有許多自由派朋友；而他們則對所有不屬於反體制右派陣營的人都充滿鄙視。他們並不真正支持保守主義——他們只是反左派而已。而我終於意識到，這之間的區別，其實至關重要。
我本該更早看清這一點，因為早在1986年1月，反建制派的本質就已經暴露無遺。那時，一群進步派學生在達特茅斯校園內搭建起一個象徵性的棚戶區，以抗議種族隔離制度。一晚，一群學生突襲棚屋，手持大錘將其砸得稀爛。他們中的大多數，與右翼刊物《達特茅斯評論》有關聯。
即使在當時，我也被這一幕震驚了。種族隔離制度是邪惡的，理應被抵制。深夜突襲、大錘出擊，這種行徑聽起來更像蓋世太保，而絕非伯克式的克制保守主義。但保守派知識份子並未把這件事看得足夠嚴重。在我看來，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我們輕視那群《達特茅斯評論》幫的人，其中不少人後來成了公眾人物，比如蘿拉·英格拉漢姆與迪內什·德蘇薩。他們的學術水準明顯粗糙拙劣。說得不太禮貌些，他們身上總帶著一種令人不安的氣質——那種赤裸裸的野心讓我以為，終有一天他們會為此付出代價。
可惜，歷史對他們反而報以微笑。一位右翼圖書出版商曾告訴我，銷售保守主義書籍的關鍵，不在於寫得有多好，而在於能否激怒左派。只要你寫的書讓左派暴跳如雷，反建制派就會團結起來，買你的書、捧你上臺。這種策略催生了諸如《彌天大謊：揭露美國左派的納粹根源》這類書，也撐起了安·庫爾特整個的職業生涯。「羞辱自由派」成為一門利潤豐厚的生意。
當然，左派也為這種現象提供了土壤。他們確實將保守派從大學和其他文化權力中心中清除出去；他們的確建立起一種「功績主義」的種姓體系，使富人子女受益，而犧牲了工人階級；他們在從性別到環保等諸多議題上，確實居高臨下地訓斥那些「道德未開化者」；他們的確構建出一種令人窒息的意識形態正統，扼殺一切異議聲音。而當你告訴半個國家「你們的聲音無關緊要」時，最終，這些被壓制的人，就會一怒掀桌。
但儘管川普在競選中打著「MAGA民粹主義者」的旗號，利用工人階級的憤怒上臺，他執政的姿態卻是棕櫚灘式的精英主義者。川普和伊隆·馬斯克都是億萬富翁，出身賓夕法尼亞大學；J.D. 萬斯畢業于耶魯法學院；皮特·赫格塞斯來自普林斯頓和哈佛；維韋克·拉馬斯瓦米擁有耶魯與哈佛雙學歷；斯蒂芬·米勒出自杜克大學；特德·克魯茲也畢業於普林斯頓與哈佛。據《紐約時報》報導，馬斯克旗下DOGE項目的許多員工也來自頂級機構——哈佛、普林斯頓、摩根士丹利、麥肯錫、沃頓商學院。這些人是「Vineyard Vines式的虛無主義者」，是達特茅斯評論那幫精英壞男孩的精神繼承人。此刻的政治局面，並非「民粹派 vs 精英派」，而更像——正如我曾寫過的——一場預科學校裡的內戰：油滑的富二代正在對抗自命不凡的富二代。
MAGA精英憑藉工人階級的選票登上了權力巔峰，但——請相信我，我認識其中不少人——他們根本不關心工人階級。川普與其團隊原本可以提出具體而可行的政策，去切實改善美國工人階級的生活處境。一個關心工人階級的政府，理應直面以下問題：最貧困的美國人平均壽命比富裕人群短10至15年；在最窮的學區，孩子們在六年級時，學業水準比最富裕學區落後整整四個年級。一個真正有責任感的政府，本應提出一套兩黨合作的產業政策，創造工人階級的就業機會。
但這些偽民粹主義者對此毫無興趣。他們不思考如何援助勞動者，反而執著于與左翼精英發動「內戰」。川普上任初期，他們最優先的任務之一，就是摧毀那些他們認為是自由派精英聚集之地的機構——科學界、對外援助體系、甘迺迪藝術中心、教育部和各大高校。
事實證明，當你將自戀與虛無主義混合在一起，就會生成一種強酸，能腐蝕它所接觸的一切信仰體系。這種「川普式雞尾酒」已經深刻侵蝕了基督教——一個本應以邊緣群體為核心的信仰。聖經教導我們：溫柔的人有福了；心靈貧乏的人有福了。窮人比富人更接近上帝。而耶穌也曾一次又一次地明確拒絕世俗的權力。
但如果說川普主義有一個中心教義，那就是：對世俗權力的無限貪戀。在川普主義者的圈子裡，許多人高調自稱為基督徒，卻很少真正談論耶穌；他們胸前佩戴著十字架，心中卻藏著尼采——更準確地說，是高中生版本的尼采。
在尼采看來，諸如正義、和平、愛與文明這些基督教的虔誠教義，只是弱者為了閹割強者而設下的枷鎖。在這種觀念中，尼采主義是一套「勝者的道德體系」，它崇拜異教式的美德：權力、勇氣、榮耀、意志、自我張揚。那些尼采式的「超人」（Übermenschen）——川普和馬斯克顯然將自己視為這種人——向世人承諾：他們將主宰那些沉溺於憐憫與同情的「病態感傷主義者」。
二十年前，邁克爾·格森——一位畢業于福音派名校惠頓學院的人士——協助小布希總統啟動了PEPFAR（總統防治愛滋病緊急救助計畫），這一專案在非洲及其他地區挽救了2500萬人的生命。我曾與格森一同前往納米比亞、莫三比克與南非，親眼見證那些瀕死之人重新康復、歸家、重獲生活的尊嚴。那一刻，我為作為美國人而感到由衷的驕傲。而沃特——川普的預算主管，同樣畢業于惠頓學院——卻主張將PEPFAR徹底肢解。如今，這項削減已通過行政命令啟動，實質上等於向成千上萬人判處了死刑。「2025計畫」中，沃特是核心設計者之一，該計畫為拆解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打下了基礎。USAID的癱瘓，導致原本為5300萬人提供的抗瘧疾物資終止，也使緊急糧食包的發放停止，數以萬計瀕臨饑餓的兒童失去了救命口糧。從格森到沃特，僅僅二十年，我們卻走過了一段漫長而驚人的道德墮落之路。
川普式虛無主義已經徹底掏空了保守主義的核心。如今這屆政府中的人，根本算不上保守派——他們正是保守主義的反面。保守主義曾經主張的是穩健而漸進的改革；而伊隆·馬斯克奉行的，是草率與暫態的顛覆。保守主義曾相信，道德規範能引導我們走向克制與美德；而川普主義卻在各個方向上橫掃一切規範，沉浸在通姦、虐待、殘忍、幼稚、詐騙與腐敗的浪潮之中。保守主義曾信奉憲政體制與「麥迪森式」的權力分立；而川普公然踐踏一切制衡，還在社交媒體上振振有詞地宣稱：「拯救國家者，不會違法。」雷根之所以在全球推廣民主，是因為他認為民主制度最能體現人的尊嚴；而川普政府對此毫不在意——對民主不屑一顧，對人類尊嚴也毫無興趣。
這一切將如何收場？右派內部是否終將有人挺身而出，對抗川普主義的猛攻？我們的制度是否足以承受這場虛無主義的衝擊？美國是否正站在崩潰的邊緣？
2025年2月，也就是川普第二任期開始約一個月後，我在倫敦參加了一個名為「負責任公民聯盟」（Alliance for Responsible Citizenship）的保守派聚會。與會者中，有些是徹頭徹尾的民粹派（如維韋克·拉馬斯瓦米、邁克·詹森和奈傑爾·法拉奇）；但也有一些屬於中右翼，或沒有明確意識形態標籤（如奈爾·弗格森、主教羅伯特·巴倫，以及我在《大西洋》月刊的同事亞瑟·C·布魯克斯）。
從某些方面來說，這場會議與我幾十年來參加的其他保守主義大會如出一轍。我聽一位來自塞內加爾的女性講述，她正在努力推動本國文化更加具有創業精神；我還遇到了一位來自布朗克斯的特許學校校長，他致力於以「品格教育」為核心理念塑造學生。但在其他方面，這次會議卻出奇地不同。
在我自己的演講中，我對民粹派對西方社會病灶的批評表示理解。但我也向在場聽眾分享了我對川普的深度憂慮與黑暗預判。不出所料，現場一大部分人報以強烈噓聲。一名男子高喊我是叛徒，隨即憤然離席。但也有不少人起立鼓掌。即使是在那些被MAGA反動主義感染的保守派領域，也顯然有人已經厭倦了川普主義的殘酷。
隨著會議的推進，我注意到，一場隱秘的比喻之爭正在展開。那些真正的保守主義者，所使用的是關於「成長」或「靈魂修復」的意象。社會被比作一個需要療愈的有機體，或是一張需要重新編織的布匹。一位名叫約書亞·盧克·史密斯的詩人說，我們必須成為再生的種子，去為未來一代種下樹木。他的呼喚宛如福音書中的禱告句式：「記住窮人。記住窮人。」
但也有一些人選擇了軍事隱喻。他們說，我們正處在一場文明的戰爭之中。「他們」——那些覺醒主義者、激進穆斯林、左翼分子——正在摧毀我們的文化。有人引用了《指環王》中末日之戰的場景。暗示是，索倫正率領半獸人大軍前來毀滅我們；而我們，是最後的英勇殘部。我們必須摧毀對方，否則就會被摧毀。
這些「戰士」往往認為像我這樣的人軟弱而天真；而我則認為他們是災難主義者與自戀狂的混合體。當我望向那些川普的追隨者時，我看到的是一群把自己當成邱吉爾的張伯倫。
我理解，一個煽動者向你宣稱「那些瞧不起你的人是邪惡的」，這話語背後的誘惑有多強烈。我理解，當有人告訴你「你的文明正走向全面崩潰，一切都在腐敗和墮落」時，那種言語所激發出的可怕又亢奮的快感：仿佛末日已至，人生因此獲得了意義與緊迫感。一切都破碎了——那就乾脆燒掉所有，推倒重建。
我理解，那些被邊緣化的人為什麼會更願意追隨一個講「征服與戰鬥」的領袖，而不是一個講「療愈與合作」的人。你讀過多少伯克，讀過多少《馬太福音》，在這種煽動之下都可能瞬間作廢——你會想拋棄所有信仰，去擁護那個承諾要做「你的復仇者」的人。
美國很可能即將進入一個民主衰退與國際孤立的時期。強大的聯盟結構、民主的制度與習慣，需要幾十年去建設，卻只需幾周時間就能被摧毀——這一切，我們已親眼目睹。儘管如此，我依然相信，美國將挺過這場危機。許多國家，包括我們自己，曾經歷過更嚴重、更血腥的動盪，最終都得以復原。歷史學家兼科學家賈雷德·戴蒙德在《劇變：國家危機的轉捩點》中列舉了一系列國家的案例：19世紀末的日本，二戰後的芬蘭與德國，1960年代後的印尼，以及在1970年代前後陷入危機、又實現復興的智利和澳大利亞——這些國家無一例外，都在危機、崩潰甚至失敗之後，以更強大的姿態重回正軌。如果讓我補充，我會再加入1830與1840年代的英國、1980年代的英國，以及1980年代的韓國。這些國家中，有的（比如日本）經歷了戰爭；有的（比如智利）遭遇大規模酷刑與「失蹤」；還有的（比如英國與澳大利亞）經歷了社會衰敗與國家頹勢。但它們最終都修復了傷口，重新站起。
美國自身，也曾多次經歷斷裂與修復的週期。有些人認為我們正處於史無前例的動盪之中，但事實上，南北戰爭和大蕭條的劇烈程度遠遠勝過今日。上世紀60年代末同樣如此——暗殺、騷亂、一場失敗的戰爭、暴漲的犯罪率、整個社會幾近崩解。從1969年1月到1970年4月，美國境內發生了4,330起爆炸案，平均每天九起。但到了80年代與90年代——歷經水門事件、滯漲危機，以及卡特時代的「萎靡」氛圍之後——美國實現了恢復。60年代末的動盪雖殘酷且撕裂人心，卻也促使國家擺脫了部分根深蒂固的種族主義與性別歧視，為一種更加自由、更加個體化的文化意識形態鋪平了道路。
然而，也許最具現實意義的歷史類比，並非上述時期，而是1830年代的美國。安德魯·傑克遜或許是最接近川普的美國總統——權力欲極強、衝動魯莽、自戀成性，滿懷敵意。他的反對者稱他為「安德魯國王」，因為他不斷擴張行政權力。羅德島州參議員阿舍·羅賓斯當時說：「我們推選出的總統，如今成了我們的獨裁者，憲法如今像一堆廢墟一樣躺在他腳下。只要他要達成的目標在憲法之後，憲法就連蛛絲都不如，攔不住他。」傑克遜還曾公然違抗最高法院關於切羅基族領土的裁決——值得注意的是，現任副總統萬斯公開表示支持當年的這項違抗行為。最高法院大法官約瑟夫·斯托裡也曾警告說：「儘管我們表面上還維持共和制度的形式，但實際上，我們正生活在一人獨裁之下。」
然而，傑克遜最終犯下了民粹主義者的經典錯誤：他越界了。出於對精英階層的私憤，他摧毀了美國第二銀行——這是美聯儲制度的早期雛形之一——進而引發了一場經濟蕭條，徹底拖垮了他所指定的繼任者馬丁·範布倫的政府。
作為對傑克遜主義的回應，輝格党於1830年代崛起，旨在建立一種全新的政治與社會秩序。輝格黨堅定反對威權主義，不僅是一股政治力量，更是一股文化與公民社會的力量。他們既強調傳統道德，也推動漸進式的社會改良。他們主張監獄改革與守安息日，提倡女性更多參與政治，也支持強大的國家軍力；他們主張政府出資興辦公立學校，也支持有利於商業發展的國家政策。他們反對傑克遜那項可怕的印第安人遷移法案，也反對民主黨所鼓吹的反動、白人至上的社會願景。傑克遜主義民主黨所強調的是消極自由——「別管我」；而輝格黨——後來演變為亞伯拉罕·林肯領導下的早期共和黨——所強調的則是積極自由，即賦予公民更多能力去過上更大、更美好的人生，比如提供更廣泛的經濟信貸、免費公立教育，以及更強的法律保障，包括正當程式與財產權利。
雖然我們如今將19世紀早中期稱為「傑克遜時代」，但歷史學家丹尼爾·沃克·豪指出，真正塑造出現代美國的，不是傑克遜，而是輝格黨。他寫道：「作為經濟現代化的推動者、強有力的聯邦政府的支持者，以及在人種與性別方面比其對手更具包容性的改革者，輝格黨推動美國完成了從一群閉塞農業社區，向一個由商業、工業、資訊、志願組織和政治聯繫編織而成的國際化國家的轉型。」回望歷史，丹尼爾·沃克·豪總結說，即便輝格黨在當時不是主流政黨，但他們是代表美國未來方向的政黨。要走出川普主義的陰影，美國亟需迎來下一個輝格時刻。
是的，我們確實已經抵達了一個創傷性的斷裂點。一個民粹煽動者已經掌權，正在將一切撕裂殆盡。但很可能接下來會發生的，是這個煽動者開始犯錯——因為無能是虛無主義專案的內在機制。虛無主義者只會摧毀，不會建設。威權型虛無主義本身就帶著愚蠢的基因。我並不是說川普主義者智商低下。我是說，他們所做的事情，常常與自身利益背道而馳。他們有一種病態的自毀衝動。當你建立一個權力全歸一人、其餘所有人都必須圍著他貪婪的自我團團轉的政府時，愚蠢就是自然產物。而威權主義者在道德上也是愚蠢的。謙卑、謹慎與誠實，不僅僅是「美德」，它們是能帶來良好治理結果的實用工具。而當你以貪婪、欲望、偽善與謊言去替代這些工具，結果必然是一連串的災難。
那些「DOGE小孩們」（川普時期新興精英）在某些方面無疑聰明，但他們對政府的瞭解，就像我對火箭科學的瞭解那樣稀薄。他們曾宣佈要削減移民與海關執法局80億美元的合同——可如果他們認真看過檔，就會知道，實際削減金額還不到800萬美元。他們還裁撤了國家核安全局的員工，似乎完全沒有意識到，這個機構掌管著美國的核安全，最後不得不緊急撤回部分裁員。川普似乎正打算把一群「山姆·班克曼-弗裡德」式的騙子送進國家的核武系統與國稅局檔案庫。會出什麼亂子，還用說嗎？
而一旦川普引發一場不必要的危機，這場危機大概率不會是什麼「小事」。「第一任期裡的大人們」——那些還能阻止最壞後果的人——如今都已離場。無論第二任期的危機會以什麼形式出現——失控的通貨膨脹？全球貿易戰？經濟崩潰與股市暴跌？與中國的衝突升級？防疫管理再度失敗？還是一次真正的違憲行動，由對法院的藐視引發的憲政劫持？——都極有可能擊垮川普的支持基礎，徹底扭轉歷史的走向。
但儘管川普主義的瓦解是國家復興的必要前提，它並不是充分條件。這場崩塌之後，必須緊隨而來一項艱巨而深刻的工程：實現真正的公民重建與政治更新。
進步從來都不是一條順暢或歡快的道路。一個國家可能在某種範式下生活幾十年，然後那個範式不再奏效，被歷史摧毀。到了必須建立新範式的時候，進步派關注經濟再分配，保守派則強調文化與公民重建。歷史表明，你需要二者兼備：國家要從危機中復原，必須在社會的每一個層面完成徹底的重塑。如果我們回望數個世紀的歷史，會發現這個過程往往包含幾個相互關聯的努力方向：
首先，是全國性的價值觀轉變。例如，19世紀末，美國經歷了劇烈的工業化陣痛，深陷經濟衰退與城市貧困的創傷。在這樣的背景下，「社會達爾文主義」逐漸被「社會福音運動」所取代。前者由赫伯特·斯賓塞等思想家宣導，推崇「適者生存」，主張窮人之所以貧窮，是因為自身能力低劣；後者則由沃爾特·勞申布希等神學家推動，強調貧困的系統性成因，例如鍍金時代企業權力的高度集中。到了20世紀初，美國大多數主流新教派別都簽署了《教會社會信條》，其中包括廢除童工制度、建立殘障保險等內容。價值的轉向，為制度改革打下了精神基礎。
其次，能夠在危機中保持凝聚力的國家，往往擁有強烈的國家認同感——它們會回歸本源。它們會出現一位領導者，將虛無主義的冷漠（或奴隸制的非道德性）替換為對國家道德使命的全新定義，正如林肯在葛底斯堡所做的那樣，重新定義了「美國是什麼」。
第三，是一次公民社會的復興。在「社會福音運動」深入人心之後，1890年代至20世紀初的美國人發起並參與了一系列社會運動與公民組織：聯合勸募會（United Way）、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NAACP）、塞拉俱樂部（Sierra Club）、定居屋運動、美國退伍軍人協會（American Legion）等。這些組織構築起基層社會的黏合劑，也為制度重建奠定了民間基礎。
第四，是一次國家層面的自我審視。正如賈雷德·戴蒙德所指出的，成功實現轉型的國家，從不將危機絕對化，也不輕言末日。相反，他們會培養出一種清醒的判斷力：識別什麼有效，什麼無效，然後推動謹慎而有選擇性的改革。根據戴蒙德的研究，成功改革的國家領導者，往往願意為危機中的自身責任承擔後果。例如，德國領導人承認國家在納粹時期的罪責；芬蘭領導人在二戰前承認他們在面對蘇聯時過於理想化的外交戰略；澳大利亞領導人在1970年代承認該國政治文化與外交政策過度依賴英國。
第五，是一波政治改革的浪潮。在1830至1840年代的英國，社會混亂、銀行倒閉、經濟蕭條、暴亂頻發、貧富懸殊嚴重，時任首相羅伯特·皮爾以極高的道德操守推動了一系列深遠改革：他建立了現代員警制度、降低關稅、推動鐵路法案——字面意義上為英國工業化鋪下了軌道——並協助通過《1844年工廠法案》，規範工廠勞動環境。在20世紀初的美國，進步主義者也掀起了一場高效的改革浪潮，幫助國家走出工業化帶來的結構性危機。
政治改革的一部分，還包括擴大權力的參與範圍。在今天的美國，這意味著我們必須努力將工人階級與保守派聲音，納入到過去一直由精英進步主義主導的文化高地之中——比如大學、非營利組織、公務員體系和主流媒體。
最後，是經濟擴張。經濟增長能夠撫平許多社會創傷。所謂的「繁榮議程」——即通過減少政府管制、增加對創新的投資，並擴大住房、能源與醫療資源的供給——是實現這一增長最具前景的方式。
從長遠來看，川普主義註定失敗。沒有審慎與謙卑作為支撐的權力，最終都會走向崩塌。國家如同人一樣，不是在風平浪靜時改變，而是在痛苦中覺醒與轉型。當川普主義似乎正在吞噬一切之時，我們很容易陷入一種幻覺：這一次，恐怕真的不同。
但歷史不會停止前行。即便在此刻，當我走訪全國各地時，我已能看見，那些致力於修復的力量，正在社區與鄰里之間悄然彙聚。如果你參與的是一個跨越階層、重建信任的組織，那麼你正在對抗川普主義；如果你是一個民主黨人，勇敢地摒棄那種封閉的「教師休息室式進步主義」，轉而擁抱一種類似輝格黨的「工人階級繁榮議程」，那麼你正在對抗川普主義；如果你正在捍衛一套寬容、多元的道德規範——這套規範能將美國維繫為一個整體，那麼你同樣在對抗川普主義。
價值觀的改變，會逐漸帶來人際關係的改變；人際關係的改變，會孕育公民生活的轉變；而公民生活的轉變，最終將推動政策的演變，並決定國家的總體方向。一切的改變往往起步緩慢，但正如《約伯記》所言：「火花必向上飛騰。」
發表於《大西洋》月刊2025年5月刊，原文鏈接為
https://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2025/05/trumpism-maga-populism-power-pursuit/6821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