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會山、五角大樓和白宮等辦公室里，常年運轉著一種體現美國官僚體系務實、高效且冷靜本質的設備：自動簽名機（autopen）。這種裝置可以儲存某個人的簽名，然後通過機械手臂持筆在需要時進行覆制。
與許多技術一樣，這種用於機械覆制簽名的「原始機器人」自誕生以來就一直引發人們的矛盾情緒。我們往往賦予簽名特別的意義，尤其當簽名人是名人或要人時更是如此。喬治·W·布什執政時期，時任國防部長唐納德·拉姆斯菲爾德因被媒體曝光使用自動簽名機在寫給陣亡士兵家屬的慰問信上署名，而引發社會上一陣不小的憤慨。
類似的情況也發生在歌手鮑勃·迪倫身上。當他的限量版著作《現代歌曲哲學》（售價近600美元，並附有「證明由迪倫親筆簽名」官方證書）被發現實則大量使用了自動簽名機時，粉絲們怒火中燒。迪倫隨即在自己的Facebook頁面罕見地發表公開聲明：「由於合約截止日期迫在眉睫，有人向我建議使用自動簽名機，並向我保證在藝術和文學界這是『常見做法』。使用機器來簽名是我判斷失誤，我想立刻糾正這一錯誤。」
我們對機器簽名的覆雜情感，也折射出我們對手寫這一行為更廣泛的態度：手寫可讓人一窺書寫者的個性。任何做過檔案研究的人都清楚，破譯手寫材料既充滿挑戰，也能帶來非凡收獲。你會通過他們的筆跡習慣來了解那些早已作古的研究對象——有人在情感激烈的內容上寫得字跡瘦長急促，也有人字跡整潔謹慎，宛如中世紀修士般勤懇。書法家伯納德·梅斯納（Bernard Maisner）指出，書法乃至更廣泛的手寫「並不是為了機械地重覆某些東西，而是為了展現人性、回應和內部的多樣變化」。
然而，手寫正在消失。一位參加美國大學入學考試預考（PSAT）的高中生向《華爾街日報》坦言，當監考老師告知必須用連筆字（cursive）寫下只有一句話的聲明（保證所有答題均為本人完成）時，考場里竟響起了陣陣驚呼。「連筆字？我們這代人大多數只在祖母寫的信里才見過這種『外語』。」
在美國，為各年級學生規定學習目標的「共同核心州立教育標準（Common Core State Standards）」已不再要求學生學習連筆書寫。芬蘭在2016年從學校里徹底移除連筆書寫課，瑞士等其他一些國家也在減少連筆字教學。某項評估顯示，超過三分之一的學生連最基本的書寫能力（能清晰書寫大、小寫字母）都難以達到。美國南卡羅來納州格林維爾的一位教育委員會成員說：「我們只是想真實地評估孩子未來真正需要的技能。什麽都學是不可能的，總得有所取舍。」而不會寫連筆字的孩子，同樣也無法讀懂連筆字。
不只是學校里的孩子無法寫或讀連筆字。我們當中越來越多人在記錄想法、與友人通信甚至寫購物清單時，都不再使用手寫。索要名人簽名也變成了跟名人自拍。很多人只剩下歪歪扭扭寫下自己名字的能力，縱使還有點功底，也會因越來越依賴電腦和智能手機而使書寫技能逐漸生疏。多倫多一家報紙曾報道過一名糕點教師的無奈：他發現，自己的烹飪學生甚至無法用糖霜在蛋糕上寫上一句字跡清晰的題詞，因為他們的連筆書寫本就不穩也不清晰。
在數字世界里，手寫似乎毫無用武之地。在中文里有個詞叫「提筆忘字」，指的就是因為更多使用電腦和智能手機，而逐漸疏離傳統漢字書寫，乃至真的動筆時竟想不起該怎麽寫。根據《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的數據，已經有4%的中國年輕人「幾乎不再使用手寫」。
可是，「沒有手寫」到底意味著什麽？這種能力是在不知不覺間逐漸退化的，我們往往只有在真的需要手寫某些東西時才會發現自己不知如何下筆。有些人仍會在特殊場合（寫慰問信、訂婚或婚禮請柬等）堅持手寫，也有人偶爾寫支票時勉強用潦草的連筆字，但除了教師，幾乎沒有人堅持在日常生活中保留書寫。
當手寫消失，我們也在失去很多。 我們不但失去可以量化的認知技能，也失去了用手和工具將思想付諸於紙墨的樂趣——幾千年來，這一直是人類向彼此展現思維的一種獨特方式。我們還失去了指尖觸碰墨水和紙張的感官體驗，以及欣賞手寫文字獨特美感的機會，甚至喪失了閱讀前人原稿、筆跡的能力。
現如今，我們多數時候是用雙手打字或滑動屏幕。溝通似乎比過去更頻繁，但肢體的參與更少，也往往忽視了人類漫長進化史中對身體動作與表達的依賴。
2000年，洛杉磯西達-賽奈醫院（Cedars-Sinai Hospital）的一些醫生參加了一門書寫補習課。院方主管在接受《科學日報》采訪時解釋道：「我們很多醫生寫的字並不清晰。」與其他行業不同，醫生的潦草字跡可能導致嚴重後果，甚至造成死亡。美國德州曾有一位婦女獲得45萬美元的賠償金，就是因為她的丈夫因誤服錯藥喪命，而那張錯誤處方正是源於藥劑師誤讀了醫生潦草的手寫說明。雖然許多醫療記錄已經電子化，醫生仍要在病歷或處方上手寫大量筆記或指示。
手寫清晰度不僅是溝通問題。在更深層面上，與只描摹字母或直接打字相比，手寫能更好地刺激大腦學習閱讀。心理學家帕姆·繆勒（Pam Mueller）和丹尼爾·奧本海默（Daniel Oppenheimer）做過一項研究，他們對比了學生在課堂上用手寫筆記和用筆記本電腦記筆記，想看哪種方式對學習效果更好。先前有研究表明，課堂上用電腦會分散注意力，但繆勒和奧本海默更關注的是電腦對筆記內容理解和加工的影響。結果顯示：「即使學生只用電腦做筆記，也可能損害學習效率，因為這會導致學生對信息的處理更加淺層。」他們在三項實驗中發現，與手寫筆記的學生相比，用電腦記筆記的學生在回答概念性問題時表現更差。「用筆記本電腦做筆記的人更傾向於逐字逐句記錄講課內容，而不是將信息吸收並用自己的語言整理，這對學習不利。」換言之，我們手寫時往往寫得慢，需要邊寫邊總結，這種過程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記憶；而打字速度快，容易變成不動腦的抄錄。
研究數字技術如何改變寫字和學習方式的學者，就像警示物種滅絕或環境污染的生態學家一般，他們擔憂一個沒有手寫的未來。他們認為，鍵盤取代紙筆可能帶來許多尚未預料的負面影響。研究技術如何改變讀寫方式的安妮·曼根（Anne Mangen）指出：「寫作數字化在感覺—運動層面以及身體層面，都會給寫作行為帶來根本性改變，這種轉變的影響還遠未得到充分理解。」她認為，敲擊鍵盤並在屏幕上看字會讓人感到「更抽象、更疏離」，進而對教育和實踐都會產生深遠影響。而類似物種滅絕的過程，技能的退化往往也是一點點地發生。
人們常覺得，我們用鍵盤替代手寫，就像用更高效的工具淘汰老舊、緩慢的方式。可就如面對面溝通的減少一樣，我們常忽視了為了追求效率而放棄的那些東西，以及由此帶來的、對學習和認知（尤其是兒童）可能不可逆的損害。一個能熟練打字卻無法流暢寫出自己名字的成年人，並不能算作「進步」的範例。
從身體活動的角度看，書寫需要手指、前臂的靈活配合。小說家瑪麗·戈登（Mary Gordon）認為，用手寫字所耗費的「勞動」本身也是樂趣的一部分。「我認為，這種勞動本身就有其價值，因為它真實地牽涉到血肉之軀以及筆和紙的『物性』。這些錨點提醒我們，無論我們如何在想象的漩渦中流連忘返，歸根結底，我們始終處在一個有形的世界里。」
手寫還具有一種印刷文字難以企及的喚醒感。文學作品里不乏這樣的情節：一封手寫信或一個手寫簽名突然出現，引發故事重大轉折。在狄更斯的《荒涼山莊》（Bleak House）中，戴德洛克夫人就是在一份法律文件上認出了前未婚夫（她一度以為已故）的獨特筆跡，從而引出一系列事件，最終讓她最大的秘密暴露於世。
有時候，我們自己過去寫下的字跡也能成為強大的記憶觸發器。美國廚師兼烹飪書作家黛博拉·麥迪森（Deborah Madison）在翻找1970年代的舊筆記時，發現當年手寫的菜譜一下子將她帶回過去。那些記在棕色筆記本里的食譜夾雜著筆記、塗鴉、油漬以及她在舊金山Greens餐廳時所用的供貨商名單，她說這記錄了「我將新想法拼湊在一起的時光」。「有時看上去很謹慎、很用心；有時我的手又好像走神了，字跡潦草疲憊。但更多時候，紙頁上透出那種深切的『發現感』，讓我翻看時再次感受到當年的狂熱興奮。」她不認為在電腦上打出清單會帶來相同的情感：「手寫的痕跡本身就飽含意義。」
小說家莫欣·哈米德（Mohsin Hamid）寫小說時使用電腦，但會盡量讓自己遠離網絡世界，並在筆記本上手寫筆記。他在接受BBC采訪時坦言，當他使用技術工具時，這些工具「也在塑造並配置」著他。他對一切「機械式」的工作方式保持警惕。人與生俱來的工作方式會因使用的工具而受到局限：手指在鍵盤上打字速度很快，但一只手拿筆寫字需要更多的耐心。一個普通美國人平均每分鐘可以打40個英文單詞，但只能手寫13個。書法家保羅·安東尼奧（Paul Antonio）也提到，他教孩子們寫字，其實是在教他們如何放慢節奏。
隨著以IT為中心的世界觀逐漸取代其他認知方式，我們對許多傳承已久的人類活動進行著所謂的「主動棄用」，而手寫並非唯一的受害者；其他需依賴身體的技能也正面臨同樣的消失風險。
社會學家理查德·桑內特（Richard Sennett）曾說：「當我們專注於制作實體物件，或演奏某種樂器時，我們的注意力主要由自己掌控。」操作工具或用弓拉琴時，我們需要同步感受和動作，技巧越熟練，就越能憑直覺做事而無需過多思考。他把這稱作「情境認知」，它需要時間去培養，並會迫使我們放慢腳步。正如我們在觀察手工藝者時看到的那樣，桑內特曾在《美國手工藝》雜志上提到：「手工藝的一個重要作用，是讓勞動的節奏變慢。創造本身就是一種思考。」
在德克薩斯州奧斯汀的制靴匠李·米勒（Lee Miller）那里，做一雙手工靴子需要花上40個小時，他所使用的工具甚至已經有百年歷史。米勒強調：那段用來制作的時光與最終作品是密不可分的。「沒有自動化機器能像人手那樣精雕細琢。」願意等上數年等待定制靴的顧客們，也認同這一點。
手工制品的獨特意義，正在於我們知道它所耗費的時間、努力和技藝。即便最先進的機器能批量生產出一模一樣的精美成品，也無法帶來那種「人力」賦予的情感共鳴。哲學家朱利安·巴吉尼（Julian Baggini）說：「我們不只是能感知的生物，也具備認知能力。知道某件東西的來歷、知道它的制造者如何被對待，這些信息確實會、也應該會影響我們對它的態度。」人們並不一定要是富豪才能享受手工制品的樂趣。像Etsy這樣的平台，就能以各種價位出售形形色色的手作物品。
也有評論者認為，我們對手工制品的渴望增長，正因為如今買到的幾乎都是批量生產的制品，讓人感覺自己和所用物件之間關系疏遠。當年iPhone代工廠在中國的惡劣工作環境被揭露之所以引發公憤，正是因為人們意識到那些精美的電子產品竟出自勞累不堪、甚至頻現自殺事件的工人之手。這一事實曾讓我們重新思考自己所使用的科技產品，盡管這種憤怒在新款iPhone上市後似乎漸漸平息。
我們對人類雙手所留下的痕跡的渴望並未消失。不過，如今我們往往用一種間接的方式去滿足這種渴望——通過觀看那些作品的圖像或視頻，而不一定真正去擁有或親自制作。我們瀏覽Instagram上外形完美的菜肴，或觀看陌生人在家裝節目中忙碌的過程，也會看YouTube上那些五花八門的DIY視頻：從精心剪輯的管道修理教程，到燈光昏暗、無比枯燥的修草坪片段（但莫名其妙地也能吸引數千萬觀看）。這種現象符合當下「替代式體驗」日益增長的趨勢。
順應我們的科技時代，也興起了嶄新的動手制造形態。例如「創客運動（maker movement）」，它源自20世紀末黑客文化，致力於讓個人更好地掌控技術運作模式。前《連線》雜志主編克里斯·安德森（Chris Anderson）辭職後加入了一家DIY無人機公司。他認為，一批新的DIY科技極客與3D打印愛好者正在反擊一個過度沈溺於虛擬空間的社會。「把一個原本只是虛擬構想的東西快速轉變為日常生活里可觸摸、可使用的實體，帶來的滿足感是純粹在屏幕上無法獲得的。」他預測，隨著越來越多「創客空間」的湧現，我們將迎來一場新的工業革命。然而，像尤金尼·莫羅佐夫（Evgeny Morozov）等批評者則認為，這並非什麽真正的革命，只不過是另一種由大企業和美國軍方讚助的消費主義和DIY「修修補補」而已。
在法國佩里戈爾附近，16世紀散文家米歇爾·德·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家中書房的橫梁上，刻著一句源自《傳道書》的自由改寫：「任何不了解心靈與身體如何結合的人，對上帝的造化一無所知。」蒙田對人類身體的各種面向都有深入的關注（他的隨筆里甚至愉快地描述過自己和他人放屁），並批判那些否認肉體存在的虛偽。蒙田堅信，身體是我們認識自己的主要方式之一——它既提醒著我們的脆弱，也抑制著我們的自大。「即便坐在世界上最高的寶座上，我們依然只不過是坐在自己的屁股上。」他這樣寫道。
蒙田那個年代，人們的日常生活對身體的要求與我們今天截然不同，也要艱苦得多，因而會更懂得謙卑。而在我們這個科技時代，這種謙卑卻少見了。與新技術賦予我們的強大能力相比，我們每天用身體完成的各種瑣事似乎顯得無足輕重。如今，要給地球另一端發送一條信息，有時甚至比彎腰系好自己的鞋帶更輕松。
但在某些關鍵層面，我們使用的工具依舊是身體的延伸。正如計算機科學家約瑟夫·魏森鮑姆（Joseph Weizenbaum）在《計算機的威力與人類的理性》中所說，我們必須「以運動和感知習慣的形式，將（工具的）某些特征內化」。我們的工具由此融入我們的一部分。而同樣地，我們的身體也幫助我們在世界里找準定位。正如法國社會學家馬塞爾·莫斯（Marcel Mauss）所言：「身體是我們最初、也是最自然的技術對象。」
我們對工具的選擇與使用方式，不僅塑造了我們的「手部習慣」，也塑造了我們的「思想習慣」。這些「身體化」的體驗，決定了我們如何學習看似平凡的事物，也影響了我們如何理解身邊的世界。美國作家華萊士·斯泰格納（Wallace Stegner）的小說《平靜的角落》（Angle of Repose）中，有位角色這樣描述上一代人的生活方式：他的祖母在農場長大，「可以殺雞、褪毛，然後再從容地把它烹食，這和她的鄰居一樣沒什麽可排斥的。」他們那一代人與物質世界的關系與我們不同——這也反映在他們應對現實挑戰的方式上。「當家畜死了，家里人就得親手處理其屍體；當有人去世，家中女性則為其料理後事。」
如今，我們較少感到身體不適，也很少直面身體的局限。生活舒適度的提高，或許讓我們在面對身體不可避免的衰退時更慌亂，也常常選擇用各種技術來盡可能延長壽命。
一些正在或即將消失的習慣，如手寫、手繪，似乎並不緊要。這些都屬於個人化的技能，很難直接「變現」（除非是極少數專業書法家的工作），也對許多人的現代生活不再有明顯用處。
然而，手寫在我們生活中悄然退場的過程，也恰恰揭示了某些體驗是如何走向滅絕的：它們不是通過某項政策或大眾運動突然消失，而是在日常中被一點點忽視、漸漸淘汰。我們則把它合理化為「又一個進步的標志」。就這樣，一項技能悄然淡去，同時也帶走了一種跨越千年的人類體驗。即使如此，這些體驗還會留下一些痕跡，就像阿爾塔米拉（Altamira）和拉斯科（Lascaux）兩處古老巖洞壁畫——相隔數百英里，創作於大約四萬年前，它們都不約而同地刻畫了同一形象：人類的手掌。
在這個屏幕主宰的時代里，手寫技能的快速衰退，也象征著我們在新舊交替中往往缺少深思。新技術並不一定要摧毀舊有方式。印刷術的出現並沒有毀滅手寫；也沒有理由斷定鍵盤與觸摸屏必然會徹底淘汰筆和紙，或是軟件一定會終結手繪。更別說，在課堂上引入科技並不代表就要完全趕走傳統的身體化學習方式。我們可以在兩者之間取得某種形式的共存，哪怕這種共存未必平靜，也不一定始終和諧。
正如詩人菲利普·拉金（Philip Larkin）所說：「我們的肉體環繞在我們周圍，懷著自身的欲望。」與此同時，它也為我們提供了很多機會——去學習、去理解、去感受，並不只是局限於屏幕或他人作品的「替代式體驗」。當我們的世界愈發被影像與虛擬所淹沒，我們不應讓對迷人新技術的渴求，淹沒了人類「用雙手去看、去碰、去創造」的根本需要。
本文經編輯節選自《體驗的消逝：在數字世界中重拾我們的人性》（The Extinction of Experience: Reclaiming Our Humanity in a Digital World），由波德利·黑德（The Bodley Head）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