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是否擁有一種「國家文學」？如果有，這是否值得我們關注？我記得2018年在波士頓舉辦的「翻譯現狀」會議上，被授予大英帝國勳章的丹尼爾·哈恩談到他推廣文學翻譯的工作。他提到，曾在一次蘇格蘭出版商的聚會上，批評他們只關注蘇格蘭作家，忽視了全球豐富的文學寶藏。當時我立刻開始思考，蘇格蘭出版商以蘇格蘭作家為主是否有其合理性。
我在意大利生活了四十年，這是一個與蘇格蘭截然不同的國家。在意大利的書店中，60%到70%的小說是翻譯作品，我對這一現象感到好奇。意大利人對國際出版物的開放態度值得讚揚，還是會在某種程度上抑制本土作家的創作？在某些國家，外國小說的主導地位更加明顯。幾年前，作為一項大學項目的一部分，我曾在阿姆斯特丹的一家書店采訪顧客的閱讀習慣。所有受訪者都告訴我，他們主要閱讀外國小說，因為外國小說「更好」，且讓他們覺得自己參與了國際討論。當我追問時，有些人承認他們偶爾也讀荷蘭作家的書；隨後我記錄到這樣的評論：「是的，荷蘭書籍與我的荷蘭生活以及祖先的生活相關聯。」仿佛這些讀者有兩個世界，一個是荷蘭的，另一個則是「其他的」。顯然，閱讀外國小說加強了他們精心培養的替代身份，這通常基於對英語的掌握以及在國外的經歷。
這種習慣可能會豐富個人讀者的閱讀體驗，也有利於國際出版集團，但對荷蘭作家來說可能並不怎麽好。20世紀50年代，充滿爭議的荷蘭作家傑拉德·雷夫，他的小說《夜晚》（1947年）是荷蘭戰後文學的基石之一，最終放棄了母語，開始用英語為全球讀者寫作。他宣稱：「我們不應再用地方性方言表達自己。」世界上許多作家也做出了類似選擇。意大利評論家維托里奧·科萊蒂在他的《世界小說》中指出，雖然一些歐洲作家仍使用母語寫作，但他們現在正朝著「國際風格」靠攏，以期作品能被翻譯出版。這就是「多樣性」的現狀。今年，一位用英語寫作的荷蘭作家亞埃爾·範德·伍登入圍了英國最負盛名的文學獎——布克獎的短名單。長名單中還有六位美國作家、一位加拿大作家、一位愛爾蘭作家、一位澳大利亞作家，以及三位英國作家，其中一位還擁有美國國籍並獲得過普利策獎。最終，只有一位或許象征性的英國作家進入了短名單。
「國家文學」的概念是，作家們在相同的政治、社會和地理空間中創作，盡管他們的背景和觀點各不相同，但通過時間的積累，書籍回應書籍，風格互相影響，最終形成一個社區的集體精神空間，使讀者得以探索他們所處的文化，並更好地理解自己在其中的位置。這個系統從來不是封閉的，外來影響也在豐富國內的文化討論。多年以前，當我讀到馬丁·艾米斯的《倫敦戰場》時，能夠將他成長的倫敦與我的記憶進行比較，並從中感知他在英國作家群體中的位置。在許多層面上，我都能感受到那種共鳴。然而，當我閱讀韓江描寫的首爾或保羅·林斯描寫的聖保羅時，我必須依賴信任去理解許多內容。異域文化取代了熟悉的親密感。
要擁有「國家文學」，這種共享且獨特的文化空間必須存在。那麽，這樣的空間還存在嗎？意大利的一個有趣現象是，盡管外來文學如此豐富，但當涉及新聞和文化討論時，人們依然幾乎完全依賴本國的報紙和電視。我熟悉的其他國家——美國、德國、法國，甚至英國——也都是如此。因此，某種「國家空間」依然存在且生機勃勃。然而，在這些國家中，英國可能是唯一一個，或許是世界上唯一一個，將其最重要的文學獎項——一個本應慶祝和推動國家文學的工具——向全球作家開放的國家，仿佛最不想聽到的就是關於國家的討論。也許這是因為布克獎一直大方地向英聯邦作家開放，而在21世紀，基於帝國形成的文學共同體已不再被接受？因此在2014年決定徹底放棄地理上的限制。
無論如何，這一現象多麽具有英國特色！它非常具體且與國家的核心辯論息息相關：帝國的遺產、脫歐、英國各組成國家之間的緊張關系等等。無論是喬納森·科、紮迪·史密斯、孫傑夫·沙霍塔還是安德魯·歐哈根，任何一位英國作家對這些議題都會有自己的立場。而授予丹尼爾·哈恩大英帝國勳章，以表彰他推廣海外聲音的工作，這一舉動又是多麽典型的英式風格！在意大利，這樣的事情是不可想象的。我覺得這令人振奮，盡管這對那些希望嶄露頭角的英國作家來說可能不是很大的安慰。我近年來讀過的最優秀的英國小說是薩姆·里維耶爾的《死魂》（2021年），但它連一個獎項提名都沒有獲得過。
蒂姆·帕克斯（Tim Parks）
英国作家、翻译家和评论家，以其小说、非虚构作品及文学评论而闻名。他的作品常以意大利的生活与文化为背景，反映出深刻的人性洞察与社会观察。他著有多部小说，如《命运》（Destiny），以及非虚构作品如《意大利的声音》（Italian Neighbors）。帕克斯的翻译工作包括将卡尔维诺和莫拉维亚等意大利文学巨匠的作品译为英文。他现为米兰的国际大学文学与翻译学教授，并定期为《纽约书评》撰写文章，以敏锐的视角探讨文学与当代文化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