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書評》 | 克里斯托弗·R·布朗寧《希特勒的幫兇》

歷史學家往往努力同時保持兩種視角：一方面，他們試圖還原當事人當時的感受與體驗；另一方面，他們也利用後見之明和更為廣泛的歷史文獻來解釋當時的事件。有時，歷史學家還會借助對過去的了解，來加深對當前局勢的認識。本文所評的三本書在再現過去的感知和運用後見之明進行解釋上各有側重，它們在探討歷史與當今相似之處時，也采取了不同的表達方式。

在《接管：希特勒的最後崛起》中，蒂莫西·賴貝克坦率地表示，他的「主要目標是根據當時的報道和感知，敘述希特勒上台的最後六個月。」他的主要資料來源於「從極右翼到激進左翼的多種代表性報紙，外媒則提供了外部視角。」他還大量依賴日記、書信、官方記錄和演講，而對學術著作的引用則較為有限。因此，《接管》沒有提供更廣泛的歷史背景或深入的學術討論，甚至對其他歷史學家的解釋也未加討論。賴貝克真正做到了捕捉那些政治人物的情緒波動、政治立場、冒險舉動，以及他們的猜測、迷茫和困惑。畢竟，他們並不知道歷史將如何結束。

希特勒獨裁統治的巨大悲劇，使他的上台看似不可避免。人們常常困惑：如此災難性的政權為何竟然是偶然的產物？為什麽幾個無能之人的隨意決策會帶來如此可怕的後果？賴貝克揭示了希特勒在這六個月中的策略如何一再失敗，直到1933年1月底，局勢才向他傾斜。在當時的政治人物眼中，希特勒的崛起絕非必然。此外，賴貝克還生動刻畫了幾位在這些事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最終被第三帝國淹沒（其中幾人甚至被謀殺）的歷史人物。他們往往是小人物，面對艱難局勢卻力不從心，而關鍵時刻並不總能召喚出與局勢匹配的偉人來應對。

賴貝克將《接管》圍繞1932年8月、11月和1933年1月的三輪緊張談判展開，這些談判討論了希特勒和他的納粹黨是否會被邀請加入政府，以及在何種條件下加入。然而，賴貝克僅簡要提及的第一次關鍵談判其實早在1932年春天便已展開，這次談判為納粹黨打開了大門，並埋下了後續一切的伏筆。這場談判發生在希特勒與德國統治精英圈子的核心成員之間。興登堡總統最親密的顧問——施萊歇爾將軍，意圖通過兩件事打開局面：首先，撤掉不受歡迎的總統任命的總理海因里希·布呂寧；其次，借助希特勒的民眾支持，推行一項威權主義的憲法修訂，而德國上層階級的保守民族主義者由於缺乏足夠的民眾支持，無法獨自完成這一目標。施萊歇爾無法公開推進這一計劃，因為他曾經推薦布呂寧，而興登堡對納粹黨也極為反感。1932年春，希特勒曾與興登堡在總統選舉中角逐，迫使興登堡不得不通過尷尬的第二輪投票才得以連任。（賴貝克提到，希特勒曾質疑選舉結果，並在案件被駁回後自稱勝利者。）

施萊歇爾與希特勒的最初協議為希特勒帶來了暫時的支持，他為施萊歇爾挑選的繼任者、無能的萊茵蘭貴族弗朗茨·馮·帕彭提供了幫助，從而迫使興登堡解除了布呂寧的職務。作為回報，施萊歇爾承諾希特勒將解除對納粹黨沖鋒隊（SA）的禁令，並解散國會。這意味著兩年後提前舉行選舉，給了希特勒展示納粹黨自1930年9月以來的顯著增長的機會。1930年的選舉中，納粹黨將其議席從12席增加到了107席。

1932年7月31日的國會選舉中，納粹黨將其得票率翻倍（從18.3%增長到37.4%），席位從107席增加到230席，首次輕松超過社民黨，成為國會中最大的黨派。希特勒認為，作為最大代表團的領導者，他理應被邀請組建下屆政府，這一假設在他與施萊歇爾的選後初次會面中得到了鼓勵。對希特勒而言，選擇要麽是由他擔任總理的聯合政府，要麽是興登堡總統任命的總統總理，通過總統的緊急權力統治。第三個選擇是直接奪取政權，這也是沖鋒隊的偏好。在競選期間，沖鋒隊對對手進行了廣泛的街頭暴力，甚至在選舉結束後暴力仍在繼續。然而，自1923年希特勒在慕尼黑啤酒館政變中以失敗告終後，他便放棄了對國家的暴力行動，轉而采取「合法性」的策略來實現非民主的目的。正如戈培爾在1928年所言：「民主最大的笑話在於，它為自己的敵人提供了摧毀它的工具。」此刻，經過多年的組織和競選，希特勒終於看到了機會。然而，由於納粹未能獲得絕對多數，希特勒和德國的命運仍掌握在興登堡手中。

興登堡對施萊歇爾與希特勒會面的行為極為不滿，帕彭則認為，7月的選舉代表了納粹的頂峰，如果他們未能掌權，他們的勢頭只會下滑。8月13日，希特勒終於與興登堡會面，但總統並未邀請他組建聯合政府，而是詢問他是否願意在帕彭領導的內閣中擔任副總理。希特勒大為震驚，提出了更為苛刻的條件——他不僅要求擔任總理，還要求實行一黨制，不與其他政黨聯合。興登堡斷然拒絕了這一要求，兩人的會談不到二十分鐘便告結束。

諷刺的是，賴貝克指出，興登堡雖然在1925年以右翼候選人的身份當選，但七年後（盡管他極不情願），他再次連任，卻成了希特勒的中左翼對手，並且如今已成為德國「捍衛民主的最後一道防線」。靠如此脆弱的力量支撐著的魏瑪民主，還能存續多久？

1932年7月的選舉中，雖然納粹黨未能獲得多數，但由於斯大林控制的德國共產黨贏得了14.3%的選票，多數德國人實際上投票支持了極權主義的某種版本。中產階級的民主黨派已經被希特勒吞噬，魏瑪民主的最堅定支持者——社民黨——失去了大批工人階級選民，尤其是年輕的、無技能的和失業的工人，他們轉投共產黨。兩大政黨（實際上的死敵）如今聯手使德國陷入癱瘓。新一屆國會必須立即解散，另一次選舉被安排在1932年11月6日舉行。

在與共產黨聯手反對魏瑪民主的同時，希特勒黨內也面臨內部分裂。沖鋒隊因法律途徑的政治活動感到失望，急於采取直接行動，以獲取回報。而納粹黨內的「左翼」領袖格雷戈爾·施特拉瑟則代表溫和派，主張利用選舉結果，放寬對絕對權力的要求，參與聯合政府。但希特勒依然堅守自己的路線，既不選擇「進軍柏林」，也不降低要求。他堅信：「沒有我的黨派，今天沒有人能夠統治德國。」因此，他拒絕「為了幾個內閣席位出賣運動」，將一切賭在即將到來的選舉上。

結果，納粹黨遭遇了一場災難。自1929年以來，納粹黨在地方、州和聯邦選舉中一路高歌猛進，給人一種勢不可擋的印象，似乎最終勝利只是時間問題。然而，1932年11月6日，納粹的氣泡破裂了。他們失去了200萬張選票，得票率降至33.1%。大贏家是共產黨（增加了近70萬張選票，得票率升至16.9%）和阿爾弗雷德·胡根堡的右翼民族主義黨（增加了80萬票，得票率從5.9%升至8.8%）。賴貝克總結道：「到1932年11月中旬，希特勒的運動不僅在財務上破產，在政治上也同樣如此。」希特勒的孤注一擲的賭博失敗了，1932年無休止的競選耗盡了納粹黨的財力。由於選舉失利，籌款也告失敗，黨內士氣低落。

選舉結束後，新一輪的瘋狂談判隨即展開。沒有任何黨派領導人願意與帕彭交談，更不用說支持他了。這位看守內閣總理在施萊歇爾的推動下遞交了辭呈。興登堡隨後兩次會見希特勒，表達了組建一個由納粹黨、民族主義黨和天主教中央黨組成的聯合政府的願望——這將是自1930年以來德國首次恢覆議會多數制。然而，希特勒只對組建一個由總統任命的內閣感興趣，並且希望通過總統的緊急權力來統治，如同布呂寧和帕彭政府那樣。與1932年8月一樣，希特勒的極高要求再次遭到拒絕。不久之後，納粹黨在圖林根州的選舉中再次失利，這讓施特拉瑟深感不安，但希特勒對此無動於衷。

此時，施萊歇爾終於成為主導力量。他罷黜帕彭，獲得了興登堡的提名，承諾將組建一個擁有議會多數支持的內閣。他的如意算盤是：如果他提議讓希特勒越來越絕望的對手施特拉瑟擔任副總理，那麽施特拉瑟將會帶領一大批納粹代表加入。然而，這一計劃完全是空想。希特勒明確表示，堅決反對與施萊歇爾的任何合作，施特拉瑟立刻屈服，辭去黨內職務，轉而前往意大利度假。為了挽救局面，施萊歇爾開始標榜自己是「社會將軍」，推行非傳統的民粹政策，甚至向天主教和工會領袖伸出橄欖枝，但這些努力都以失敗告終。此時，施萊歇爾已經無人信任，處於孤立無援的境地，而這也為帕彭打開了反擊的大門——他決心報覆這個先提拔他、後又將他罷黜的施萊歇爾。

到1932年12月底，媒體上充斥著關於納粹黨內鬥和叛變的報道，希特勒則怒斥這些報道是「巫術般的謊言」。諷刺的是，納粹黨的迅速衰退，反而為希特勒、帕彭、胡根堡和興登堡之間的和解鋪平了道路。為了防止左翼勢力卷土重來，親納粹的銀行家庫爾特·馮·施羅德在1933年1月4日安排了一次秘密會談，希特勒和帕彭在科隆的施羅德別墅會晤。1月10日，又在納粹商人約阿希姆·馮·里賓特洛甫的別墅進行了第二次秘密會面。帕彭兩次都提出，由他擔任總理，希特勒擔任副總理，組成一個由民族主義黨和納粹黨聯合組成的政府。一旦希特勒的「良好表現」打消了興登堡的顧慮，希特勒最終將接任總理一職。盡管當時並未達成協議，但施羅德提高了納粹的貸款額度，使他們得到了急需的資金支持。

與此同時，施萊歇爾、胡根堡和施特拉瑟之間也在進行另一條線的談判，探索在沒有帕彭參與的情況下組建聯合政府的可能性。談判的局勢因1933年1月中旬利佩州的地方選舉結果而有所變化。納粹黨終於扭轉頹勢，重新獲得了11月失去的一半選票。胡根堡的民族主義黨在11月的輝煌勝利如今卻遭遇慘敗。選舉過後，希特勒依然堅持擔任總理，但首次接受了組成聯合政府的提議，其中保留了許多由傳統保守派擔任的部長職位，而不再要求實行完全的總統內閣。此外，興登堡的兩位親信——他的兒子奧斯卡和他的幕僚長奧托·梅斯納——也逐漸傾向於支持希特勒擔任總理。

1月31日的最後期限日益臨近。這一天標志著1932年11月選舉產生的國會必須召開。興登堡要麽找到一個不會立刻遭遇不信任投票的內閣，要麽暫停憲法的運作（施萊歇爾曾警告說，這樣做會導致納粹和共產黨之間的雙線內戰，還可能招致外部幹涉，而軍隊將無法應對這種多重威脅）。1月最後幾天，談判進入白熱化階段。施萊歇爾無法組建一個獲得民眾支持的內閣，便請求興登堡宣布緊急狀態，解散國會，但不舉行新的選舉。興登堡引用施萊歇爾先前的建議，解除了他的總理職務，並要求帕彭提出一個新政府。

帕彭最終退讓，將總理職位讓給希特勒，但將納粹黨在內閣中的席位限制為兩個。他自己則掌控普魯士，治理著德國近三分之二的人口。胡根堡被勉強說服，同意加入內閣並擔任經濟「獨裁者」。大多數內閣席位仍由保守派舊臣擔任，只有國防部長布隆伯格將軍因為支持希特勒而取代施萊歇爾，成為新政府的國防部長。帕彭和胡根堡自鳴得意地認為，他們已經將希特勒困住了，稱他們將他壓迫得「他都會吱吱叫」。1月30日上午，新政府在興登堡的辦公室正式宣誓就職。施萊歇爾從1932年春天便開始謀劃的政權結構終於實現，但他自己卻被排除在外。

賴貝克的敘述生動鮮明，他對這些關鍵人物的描繪引人入勝，但他對歷史事件的分析卻相對較少。他的結論是，魏瑪共和國「死了兩次。它既被謀殺，也自殺了。」希特勒毫無疑問是那位謀殺者，而國家的「自殺」則更加覆雜。幸運的是，感興趣的讀者可以參考另外兩本幾年前出版的重要著作。

彼得·弗里茨謝的《希特勒的前一百天：當德國人擁抱第三帝國》從希特勒1933年1月30日被任命為總理開始。弗里茨謝指出，當時的德國「根本沒有所謂的多數輿論」，政治體系因極度分裂而陷入僵局。國家的命運掌握在興登堡周圍那一小群右翼人士手中，他們不僅決心排除左翼勢力（包括革命的共產黨人和堅定支持魏瑪民主的社民黨人），還打算「摧毀共和國，建立獨裁政權」。弗里茨謝寫道：「為了摧毀魏瑪共和國，房間里的這些人需要納粹；而為了攀上權力的頂峰，納粹也需要房間里的這些人。」希特勒意識到自己對這些保守派的重要性，因此在接下來的六個月里堅持不妥協，直到他得到了最低限度的滿足：總理職位、一個由無能的保守派組成的內閣，他們完全低估了希特勒的威脅力，一個能批準希特勒任何緊急總統權力請求的溫順總統，以及他上台後點燃的大規模民眾熱情。憑借這些因素，希特勒得以在上台後的短短一百天內，通過一場「合法的革命」建立了一個得到廣泛支持的獨裁政權。弗里茨謝提出的核心問題是：在這場成就背後，強制和民眾的同意是如何交織在一起的？

弗里茨謝認為，1932年底，納粹黨「遭遇接連不斷的挫折」後，許多德國人感到「松了一口氣」，認為「最糟糕的時期已經過去」，一個「較弱的」納粹黨將不得不在現行體制內運作。沒有民眾的強烈呼聲迫使興登堡行動。相反，德國的保守民族主義者對建立威權統治的渴望如此強烈，他們不願冒納粹失敗的風險，因為如果希特勒失敗，他們將無法遏制左翼。

無論希特勒的合作者們如何誤判，弗里茨謝強調，希特勒作為魏瑪共和國的第二十三任總理，帶給人們一種「與以往不同」的感受。納粹黨從數百萬渴望「重新開始」的德國人中汲取了力量。在長期的危機和政治僵局之後，德國人對暴力的接受度和合理化已經逐漸加深，幾乎沒有人「再考慮回歸魏瑪共和國」。

1933年2月初，希特勒獲得了興登堡的批準，決定於3月5日再次舉行選舉，並且暫停了憲法中對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和集會自由的保障。納粹黨顯然無意參與一場自由公正的選舉。2月22日，大約5萬名沖鋒隊、黨衛隊和鋼盔團成員被任命為普魯士州的輔助警察。正如「合法革命」所示，曾經的街頭暴徒，如今成為了法律的執行者。2月27日，國會縱火事件發生，希特勒政府借此頒布了更多的緊急法令，允許政府實施「保護性拘留」，可以在沒有正當程序的情況下逮捕和拘禁任何人。此外，政府還獲得了解除所有尚未被納粹黨控制的州政府的權力。

盡管納粹政權迅速實施了不受約束的獨裁統治，並且極大地打壓了反對派，但即使在1933年3月5日這場明顯不自由的選舉中，納粹黨也只贏得了44%的選票。他們的聯合夥伴又贏得了8%的選票，使政府總共獲得了微弱的52%多數。弗里茨謝努力解釋的，是納粹政權在接下來的兩個月內，如何進一步瓦解那被迫保持沈默的48%的反對力量。盡管鎮壓（總是被描繪為反擊共產黨恐怖威脅、維護法律和秩序的正當行為）在短短五周內成功削弱了反對派，但這種壓制卻並未因此放緩。新政權需要幾個月的時間，才能逐漸獲得相當數量的德國人的自願支持與認同。

弗里茨謝提出了一個令人信服的觀點，認為暴力不僅僅是為了讓納粹的對手噤聲，更是為鞏固對希特勒政權的支持提供了關鍵幫助。持續的暴力不僅是為了懲罰納粹的敵人，更多的是通過公共羞辱的方式，將反對者描繪成軟弱、荒謬的形象。觀看這一「政治戲劇」的觀眾們，從中獲得了某種「窺視的快感」，並在無形中成為了同謀。這種戲劇化的公開暴力不僅讓觀眾沈迷其中，還通過一波接一波的「告密浪潮」進一步擴展了共謀的範圍。弗里茨謝總結道：「暴力先於歡呼，並且證明是其關鍵成分之一。它成為了構建民族共同體的再生力量。」雖然許多人因機會主義而投靠納粹，但對其他人而言，國家覆興與恢覆人民共同體（Volksgemeinschaft）的信念卻是真誠的，盡管這一「共同體」現在的定義不再是政治、社會和宗教的包容，而是基於種族的排斥。在覆興與團結的慶祝氛圍中，個人開始「重新定位並重塑自己」，使其與第三帝國的意識形態保持一致。同時，原先未投票支持希特勒的「48%」反對者幾乎從公眾視野中消失，他們也開始覺得自己變得「無關緊要」。

弗里茨謝探討了這種巨大的「轉變」，即越來越多的德國人如何接受了「順從的必然性」，並逐漸適應納粹所設定的「正常化」標準。他承認，強制性手段在其中發揮了不可忽視的作用，但他最終認為：「第三帝國的最大成就之一，是讓德國人像納粹一樣看待自己：作為一個瀕臨滅絕的民族，他們為自己贏得了一個全新的集體生命。」在這個過程中，「讓德國再次偉大」則意味著講述一次偉大的覺醒。

與賴貝克再現1932年8月至1933年1月德國政治精英們的感受相比，以及弗里茨謝描繪希特勒政權百日內德國社會情緒「轉變」的過程不同，本傑明·卡特·赫特在《民主的死亡：希特勒的崛起與魏瑪共和國的覆滅》一書中提供了一個更加傳統、但極為簡潔的長期背景分析。赫特也是三位作者中最直言不諱地進行「今世主義」分析的。他解釋稱，寫這本書的部分原因是他生活在一個專制民粹主義擡頭的時代，而非民主勝利的時期。他指出：「在許多方面，我們的時代比1990年代更接近1930年代」，因為納粹黨「本質上是一種反全球化的抗議反應」。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全球自由資本主義取得了「壓倒性的勝利」，這體現在「英美秩序」的確立上，而這一秩序基於金本位制和「財政緊縮的教條」。這一勝利帶來了深刻的政治後果，因為「反對緊縮的政治邏輯，最終演變為對自由民主的反對」。

赫特還提到了兩種在戰後形成的、並逐漸神話化的歷史敘事。其一是，1914年8月，德國人作為一個團結的民族進入了一戰，但在1918年11月的失敗，卻是由於猶太人、馬克思主義者和國際主義者的「背後捅刀」所致。戰爭失敗、革命、不公的和平條約、經濟動蕩和「巨大的社會與技術變化」讓許多德國人無法接受現實，於是他們選擇了逃避。而希特勒的崛起，正因為他能夠「為這種逃避現實提供代言」，比任何同時期的德國政治家都更具吸引力。這種「對現實的敵意」轉化為對政治的蔑視，最終摧毀了民主能夠存在的「最低限度的共識」。

赫特隨後討論了所謂的「希特勒悖論」：一方面，希特勒經常撒謊；另一方面，他又直言不諱地表達了自己的計劃和意圖。正如他的財政部長盧茨·馮·克羅西克所言：「希特勒如此虛假，以至於他已無法區分謊言與真相。」但他的追隨者卻渴望一種「真誠」，認為「事實根本無關緊要」。對希特勒而言，他的信息「必須是簡單、情感化的，而不是理性的」。雖然希特勒與其他人關系疏遠，但他卻擁有「驚人的直覺，能夠洞察他人內心的思想、希望、恐懼和需求」。赫特在描述希特勒的其他特質時提到，希特勒缺乏安全感，不容忍批評，誇大自己的成就，蔑視知識分子和專家。盡管赫特從未直接提到唐納德·特朗普和「讓美國再次偉大」（MAGA）運動，但他顯然在暗示，希特勒與當今美國的某些政治現象之間存在某種平行關系。

為了解釋德國政治為何陷入「自我封鎖」的局面，赫特指出了德國社會中三大「教派」或社會陣營：工人階級的社會主義陣營，政治上被社民黨和共產黨分裂；天主教陣營，由中央黨及其巴伐利亞姐妹黨代表；以及新教中產階級陣營，最初由德國民族主義黨（DNVP）、德國民主黨（DDP）和德國人民黨（DVP）代表，後來則被納粹黨徹底奪取。盡管這些社會群體在魏瑪時期相對穩定，但每個陣營中，民主派與威權主義者的力量對比卻在不斷變化。另一個重大分裂是城鄉差異，柏林作為德國的城市象征，代表著先鋒文化、現代性開放的性道德，以及猶太人和產業工人的聚集地。納粹黨通過贏得新教中產階級和農村選民的壓倒性支持，成為了德國的主要黨派。然而，由於工人階級和天主教選民的難以爭取，他們仍未能獲得絕對多數。赫特指出，德國社會的深刻分裂，加上魏瑪憲法的比例代表制選舉系統，導致德國缺乏妥協的政治文化，無法形成廣泛共識的多黨制政治局面。

早在1920年代末，甚至在股市崩盤之前，許多團體——包括興登堡及其顧問圈、大企業、軍隊和民族主義者——已逐漸對魏瑪民主失去信心。1930年，興登堡停止通過議會多數來治理德國（這將需要與社民黨合作，並推行旨在創造就業和增強消費需求的經濟政策），轉而依靠憲法中的緊急法令條款，以總統內閣的形式治理國家。總統總理布呂寧則推行嚴厲的緊縮政策（削減政府職位、工資和失業救濟），這加劇了德國的經濟蕭條。

赫特對布呂寧的經濟政策給予了較高的分析權重。他認為布呂寧並非僅僅是當時傳統經濟學的受害者（這一經濟學認為緊縮是所有經濟危機的應對良策），也不是由於1923年德國的惡性通貨膨脹所導致的對財政擴張的禁忌。相反，布呂寧優先考慮的是外交政策，故意加劇德國國內的經濟困境，以期通過談判終止賠款。他的政策在短期內對德國經濟造成了毀滅性打擊，而賠款的終止來得太晚，既無法挽救布呂寧的政治生涯，也無法拯救魏瑪民主。

赫特指出，從1925年到1932年，德國政治重心發生了巨大的轉變：「1925年選舉的支持模式被徹底顛覆……1932年，投票支持希特勒的最佳預測因素是1925年投票支持興登堡。」值得注意的是，除了爭取到此前投票給德國民主黨（DDP）、德國人民黨（DVP）和德國民族主義黨（DNVP）的新教中產階級選民之外，納粹黨還以壓倒性優勢贏得了第一次投票的年輕選民，並且在女性選民中也表現出色。

與賴貝克和弗里茨謝一樣，赫特也將希特勒上台的最終責任歸咎於德國的保守派，他們對民主的蔑視起到了決定性作用：

1932年和1933年初的危機和政治僵局，最終讓希特勒成為唯一的解決方案，這一局面是由德國右翼人為制造的。他們希望將超過半數的民眾排除在政治代表之外……為此，一連串保守政治家拉攏了納粹黨，將其視為保住權力的唯一手段，並且這一手段符合他們的利益。希特勒政權因此得以產生。

他們堅信，自己既能利用希特勒，又能將他牢牢控制在手中，然而他們完全沒有意識到，接踵而至的將是那場風暴般的「合法革命」——實際上是一場伴隨著大規模政府支持的暴力和恐怖的革命——這場革命在短短幾個月內便建立起了納粹獨裁政權。

弗里茨謝的分析揭示了納粹政權上台後，如何通過一系列措施逐步使許多德國人心悅誠服地接受國家社會主義。而赫特則專注於那些早在1933年1月之前就已成為納粹支持者的德國大眾。他們構成了一個龐大的抗議運動，這場運動形成了對理性的蔑視和對情感的狂熱依賴，一場「反理性的革命」正在進行。赫特指出，這種「拒絕理性」和「蔑視真相和邏輯」的思想，既是國家社會主義核心信仰的體現，也是二戰期間其他法西斯運動反對啟蒙傳統、反對民主以及反對自由資本主義西方的思想基礎。他承認，當時的德國人無法預見他們對真相、理性和邏輯的拒斥最終會導致巴比亞爾（Babi Yar）和奧斯威辛集中營的恐怖，因為這些邪惡在當時尚屬「不可想象」。但赫特發出了一則今世的警告：今天，這種無知與推脫不再成為借口，因為「我們已經有了他們的前車之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