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學家和歷史學家弗朗索瓦絲·韋爾熱斯出生於巴黎，在留尼汪島（位於印度洋，至今為法國領土）和阿爾及利亞長大。她是留尼汪島上一家奴隸主後裔，父母皆為反殖民政治家；她的父親創立了留尼汪島的共產黨，母親則創辦了留尼汪島婦女聯盟。繼小說家、劇作家瑪麗斯·孔德之後，韋爾熱斯於2008年至2012年擔任法國全國奴隸制記憶與歷史委員會主席。她還曾擔任世界上最大的奴隸貿易紀念館之一——法國南特廢除奴隸制紀念館的策展人。2019年，她出版了《去殖民的女權主義》一書，概括了她畢生對全球反種族主義和女權主義歷史的興趣，並利用這一交叉性視角分析當代問題，如#MeToo運動和法國的頭巾禁令。在書中，她邀請我們超越那些推動國家對女性暴力采取懲罰性回應的女權主義，探討在反種族主義女權立場下，安全與保障可能如何實現。如今，在她的新書《絕對無序的方案：解殖博物館》（2024年）中，韋爾熱斯將她的激進思考引向了博物館。她指出，西方博物館試圖掩蓋或抹去其奠基於滅絕、財富掠奪和私有化之上的歷史。在她看來，這種博物館無法通過簡單的去殖民化來改造。它必須被徹底無序化——從其管理層到它所編織的「中立守護者」神話都要被拆解。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創造出一種新的方式，來理解人與非人世界，不再以支配為前提。
莎拉·吉拉尼：有一種觀點認為，博物館只需略加改革，例如讓管理層更加多元化，並增加帶有更多歷史背景的展品說明即可。《絕對無序的方案》是否在說明博物館的問題更為根本？它不僅僅是關於承認那些被排斥的人嗎？
弗朗索瓦絲·韋爾熱斯：多年前，我組織了一系列名為「法國歷史中的被遺忘章節」的演講，討論那些被邊緣化、遺忘或被認為無關緊要的時刻。通過稱它們為「被遺忘的章節」，我暗示如果這些時刻不再被遺忘——如果它們被納入法國歷史——問題就解決了。但事實上，歷史的敘述框架和書寫方式並未改變，那些為系統性暴力、剝削和掠奪辯護的力量也依舊不受挑戰。相反，有時候我們是否不應讓某些敘事遠離西方貪婪的目光？抵制為了融入歷史而試圖尋找「我們的莫紮特、康德或波伏娃」的做法？承認是一把雙刃劍。我們需要它，必須為之奮鬥，但同時也應警惕它。當掌權者意識到某種形式的包容不會威脅到他們的利益時，他們是願意接受的。因此，我們必須明白，承認不是鬥爭的終點。如果博物館承認那些曾經被排斥的人，這固然是一種正義的表現，但這並不意味著去殖民化，因為這個機構本身就是建立在對這些人的非人化以及他們珍視或神聖之物——面具、玩具、雕像、權力象征或日常物件——的剝奪基礎上的，這些物件進入博物館的前提是它們必須變成「死物」。
莎拉·吉拉尼：「保護」這個詞經常出現在這些討論中——有人認為，西方博物館雖然有缺陷，但卻為後代保存了珍貴的物件。對此你怎麽看？
弗朗索瓦絲·韋爾熱斯：保護往往需要將殺蟲劑、殺菌劑等化學品注入文物、紡織品、標本動物和家具中，結果是這些物件變得有毒。當我們進入博物館時，實際上進入了一個「有毒空間」。我們必須質疑「保護」這一理念：保護是為了誰？為了什麽？如何保護？在哪里保護？許多文化認為，物品和人類、動物一樣，有著有限的生命期，保護的重點應是如何保存種子、知識或技術。而博物館的保護理念卻與私有財產和資本緊密相連。的確，摧毀和掠奪藝術品是所有戰爭和征服的一部分，不僅僅是西方的戰爭。然而，殖民和帝國主義戰爭中的藝術掠奪不同之處在於，掠奪往往緊隨滅絕而來。雖然殖民者不是第一個滅絕物種或族群的，但他們是第一個花費大量時間和精力保存他們所滅絕的痕跡的群體。那些痕跡最終進入了動物園，或藝術博物館或自然歷史博物館。例如，種族滅絕受害者的頭骨——在德國殖民集中營，非洲赫雷羅族的女性被迫用玻璃片刮去她們親人頭骨上的肉，以便將頭骨送往博物館。其中一些頭骨現陳列在紐約的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1953年，由塞內加爾知識分子阿里翁·迪奧普委托，格希蘭·克洛凱、克里斯·馬科和阿蘭·雷奈執導的電影《雕像也會死》開頭的旁白說道：「當人類死去，他們進入歷史；當雕像死去，它們進入藝術。這種死亡植物學就是我們所謂的文化。」博物館確實上演了一場「死亡植物學」。那個女神將永遠不會再被獻上花朵，那個面具永遠不會再被佩戴，那個玩具永遠不會再被孩子玩耍，那個杯子也永遠不會再裝滿食物。
莎拉·吉拉尼：「再現」仍然是關於博物館討論中的一個覆雜概念——我們如何在不陷入法農所說的「渴望被主人認可」的陷阱的同時，處理再現問題？
弗朗索瓦絲·韋爾熱斯：我們必須理解，為什麽盡管「主人」一再背叛，但這種渴望依然存在。為什麽那些被排斥者的認可依然不夠？心理分析可以幫助我們解答這一問題；許多被奴役和被殖民的人試圖理解這種陷阱如何運作，並如何影響人們的心理。他們通過詩歌、文學、宣言和政治組織來描述永無止境地尋找這種認可的破壞性，以及尋求自由的方式。再現是一個廣闊的領域，不僅限於視覺表現。盡管存在商品化和剝削，音樂、舞蹈、戲劇、繪畫、表演和編織等替代性的再現形式仍然在持續發展。快樂無法被私有化。
莎拉·吉拉尼：在《絕對無序的方案》中，你指出博物館並非中立的空間。就資金來源而言，富有的個人從過去到現在，一直掌控著使博物館受其讚助束縛的權力。私人資金如何阻礙博物館的轉型？
弗朗索瓦絲·韋爾熱斯：我們太常忘記對博物館進行批判性的政治經濟分析：資金從何而來？博物館藏品中蘊含著多少資本？誰在做財務決策？誰在打掃、烹飪、看守，他們的工資是多少，為什麽這些工作常常被外包？如今，人們通過讚助藝術來證明自己有「人文主義精神」，展示他們對美的熱愛，以此駁斥任何對他們面對他人困境無動於衷的指責。然而，這些通過剝削、掠奪和參與不公平銀行及稅收體系而積累的財富被巧妙地隱藏了起來。私人資本向博物館施壓，要求取消某個展覽或策劃另一個展覽。例如，私人資本曾幫助利用反猶主義打擊親巴勒斯坦的藝術家。私人資本也能判定某些遺產為多余，從而將其「判處」死亡。例如，自俄烏戰爭爆發以來，烏克蘭博物館受益於實施緊急修覆、保護和數字化措施。而在2023年10月7日襲擊事件後，以色列所有主要博物館的館長簽署公開信，國際博物館協會（ICOM）迅速回應，拒絕了這些館長要求譴責哈馬斯的呼籲。但ICOM對巴勒斯坦文化遺產的系統性破壞卻譴責得相當溫和。截至2024年2月24日，根據巴勒斯坦文化部的數據，加沙320個考古遺址和具有文化與歷史意義的建築中已有207個被夷為平地或嚴重受損。這些遺址包括清真寺、教堂、墓地、博物館、圖書館和檔案館。
莎拉·吉拉尼：雖然博物館——在當今世界——只能在重塑其所依賴的世界的過程中實現解殖，但你能否詳細談談我們現在仍然可以進行的工作？你生動地稱這些為「生活的排練」。
弗朗索瓦絲·韋爾熱斯：我不得不承認，我喜歡參觀博物館。每當我到一個新地方時，我都會尋找博物館：不僅僅是那些大博物館，還有那些古怪的、小眾的博物館，那些因為不再符合城市或國家想要展示的形象而被忽視的地方。我見過許多試圖擴展想象力、保留喜悅與生命力的空間。這些場所的共同點在於集體思考。每個想法都要仔細權衡：它會如何運作？需要什麽資源？如何盡可能降低成本？如何在一個由不希望他人享有快樂的人掌控的世界中，維持能量與喜悅的持續？
莎拉·吉拉尼：在外部壓力下，一些博物館聲稱自己已經處理好了殖民過往。盡管他們的內部仍然存在種族主義，並接受石油或軍火公司的讚助，他們卻強調「進步」，認為專注於「負面」問題會拖延修覆的進程。與此相對，你如何理解「修覆」？
弗朗索瓦絲·韋爾熱斯：反對“負面”的話語是權力維持對話語控制的一種手段。它使得正當的憤怒失效，將合理的憤怒斥為歇斯底里。我們被告知應該理智一些，改變我們的語氣。然而，要求修覆需要勇氣、毅力和耐心。這種勇氣來源於正當的憤怒，以及一種深沈的悲傷：是什麽讓這種殘酷成為可能？他們為何看不見我們也是人？他們如何能夠心安理得地生活？他們聽不到我的憤怒嗎？我該大聲喊出來嗎？我該訴諸武力嗎？權力喜歡將哀悼變成盛大的表演，而拒絕賦予那些被排斥者以正當的悲痛和憤怒的權利。不過，我們也需要問：什麽是無法修覆的？什麽需要被遺忘——不是為了壓抑，而是為了放下？什麽是可以修覆的？我將修覆視為一個過程，在這個過程中，補償的每個方面都被仔細考量，盡管有些決定可能不盡如人意，但它們為新的歷史創造了可能性。是的，那些通過毀滅、掠奪和剝削建立財富的銀行、保險公司、工業和家族，確實應該承擔責任。但修覆將會通過地球的受難者的反抗而實現，而不會來自那些創造出這個不可居住的世界的人。
莎拉·吉拉尼：你在書中寫到，最終你認同了喀麥隆歷史學家阿希爾·姆貝姆的觀點：「如果被奴役者進入博物館，他們將失去徹底廢除種族主義和剝削所需的能量。」博物館如何通過新的方式實現對這些反抗力量的「捕獲」？
弗朗索瓦絲·韋爾熱斯：如今，許多博物館行業內的人都意識到，他們可以將針對博物館的質疑轉化為擴展和盈利的機會。確實，所謂的西方藝術（無論其定義如何）仍然為展覽提供了無盡的素材，但後殖民理論、酷兒理論、女權主義和去殖民話語為博物館提供了新的掠奪領域。這些理論為策展工作提供了幾十年的話題，同時也提供了「發現」的機會。我使用「發現」這個詞，類似於殖民時期的用法：殖民者「發現」了此前未被他們知曉的人民、動植物、河流和海洋，這些地方未曾被殖民權力探索、命名或研究。同樣，20世紀和21世紀的社會、政治和文化運動也為圖像、聲音和思想的提取提供了廣闊的領域。這其中確實有一些積極的影響：我們可以看到此前隱藏在個人或公共收藏中的文件、影片和檔案。被邊緣化的藝術家作品得以展出。這常常是令人振奮的——我知道，因為我總是盡量去看這些展覽。然而，我們是否應該問，誰從中獲利？哪個學術或策展生涯因此得到了提升？藝術家們受益了嗎？它是否改變了藝術學院的教學方式？
莎拉·吉拉尼：在英國，最近我們目睹了街頭對移民、難民以及任何外表上與白人不同的英國人的暴力襲擊。盡管反抗動員非常有效，英國媒體也迅速從排外主義轉向歌頌「多樣性的力量」，但我認為這是你所說的「作為鎮壓工具的多元文化主義」的典型例子。你是否遇到過關於差異的其他思維框架？
弗朗索瓦絲·韋爾熱斯：我的教育來自於我的反殖民、女權主義和共產主義父母，以及留尼汪島的反殖民人民。我目睹了當權者在意識到單靠白人至上主義或持續的壓迫——包括審查、逮捕、謀殺——無法有效維持秩序時，如何利用底層的混血文化進行統治。20世紀80年代，法國的社會黨掌權後，出現了一個轉折點。留尼汪島被展示為共和成功的範例：伊斯蘭教、基督教、印度教和佛教在國家寬容的世俗主義下和平共存。他們聲稱，種族主義已經被克服。在一個貴族白人地主階級已經成為過去的共和國中，結構性種族主義怎麽可能存在呢？這種國家支持的敘事不僅將持續的結構性種族主義掩蓋了，還試圖抹殺留尼汪島自下而上表達的反殖民主義，將其替換為多元文化主義。留尼汪島人民通過反抗殖民主義而創造的混血文化進程，轉變為一個空洞的符號。任何對這種空洞話語的挑戰都會遭遇憤怒，甚至會被指控為種族主義。我並不低估這一「表象」的吸引力：在法國的依附中獲得承認，享受作為法國公民的所有福利，例如歐洲護照。但這種鎮壓也有其不滿之處。多元文化主義本身並不能阻止億萬富翁、獨裁者和法西斯主義者對地球的破壞。這在英國尤其明顯，媒體迅速聲明「種族主義暴力不是英國的」，而工黨領袖基爾·斯塔默則優先考慮嚴刑峻法和監禁。換句話說，這種暴力被視為單純的犯罪行為，必須由法律來處理。但是什麽在滋養這些暴力呢？多年來對極右翼和那些煽動反移民仇恨者的寬容。我們需要的是反種族主義的反法西斯主義，而不是空洞的多元文化主義。
莎拉·吉拉尼：你在書中提到，你曾抵制過關於留尼汪島文明與團結之家的項目——該項目作為留尼汪島的一個文化中心，卻試圖強加法國區域博物館的結構和博物館學模式。為什麽方法論如此關鍵？或者說，正如你所言，「我們如何無序再重整事物」為什麽如此重要？
弗朗索瓦絲·韋爾熱斯：資本主義展示了它對人心進行殖民的能力。它灌輸給我們各種渴望（商品、智能手機、速度、「現代性」），並鼓勵我們忽視這些渴望的代價。一個絕對無序的方案需要時間。無序不應被視為混亂，而是一種放棄和創造的過程，同時保存那些真正值得保存的東西。設想一些小而靈活、但經過深思熟慮的場所。我們可以從建築開始：它應該是宏偉的、令人敬畏的，還是應該是溫暖的、令人感到親切的？它的空間如何服務於不同年齡、不同體型的人？我們是否必須低聲細語？能否讓人感到愉悅？如何降低成本，以保持靈活和變化的可能性？設想沒有推動政治敘事的國家博物館——這種敘事需要不斷調整，以便要麽確認國家統一，要麽包括一個被遺忘的群體（盡管遺忘是國家建設的一部分）。設想這些場所不再是傳統的藝術博物館，而是基於群體的需求、願望和夢想，成為看護與關懷的空間。
《絕對無序的方案：解殖博物館》現已由普盧托出版社出版。
莎拉·吉拉尼是倫敦城市大學後殖民文學與世界電影的講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