脫口秀演員有時被譽為“現代哲學家”，他們以批判的眼光審視當代生活，提出許多別人未曾想到或不敢觸碰的問題。對此，加拿大喜劇演員諾姆·麥克唐納曾坦言，他為“真正存在的現代哲學家感到難過……他們確實存在，是吧？”他指的是像我這樣的大學哲學學者，我們的聽眾雖然有限，卻癡迷於我們。所以我們算什麽？一個小人物？
不過，既然打不過，何不加入他們呢？因此，作為一名從事哲學已有二十五年的學者，我決定開始嘗試脫口秀這項副業。
我一直以來都很喜歡脫口秀，但在疫情初期，這種喜愛演變為一種癡迷。那時，現場娛樂活動已無法進行，我便沈迷於觀看各種喜劇專場。多年來，我在麻省理工學院創立了一門脫口秀速成課，由本地喜劇演員丹·克羅恩授課。而在2024年1月，我自己也報名參加了這門課程。在接下來的七個月中，我經歷了一段驚心動魄的旅程：從波士頓深夜的開放麥表演——面對著幾乎沒有反應的酒吧觀眾，到在英國喜劇演員斯圖爾特·戈德史密斯的悉心指導下，在愛丁堡藝穗節客串演出。
斯圖是一位才華橫溢的脫口秀演員，他的那場關於氣候危機的表演出乎意料地搞笑；同時，他也是一位敏銳的喜劇老師和學徒。他曾被比作《布偶秀》的主持人科米蛙，因為他總能從他人的藝術創作中感受到無比的喜悅。而在愛丁堡藝穗節，看到我仰慕已久的喜劇英雄們首次登台表演時，這種喜悅的感受變得更加真切——托尼·勞、羅絲·馬塔菲歐、大衛·奧多赫迪——在這座美麗的城市里，每走錯一條路，都會通向另一條神秘的台階、鋪滿鵝卵石的街道，或一座新古典主義的紀念碑。
不過，先不談這些建築：我的脫口秀之旅如何呢？我在幾場拼盤秀中表演，每次五到七分鐘，排在中間的順位，體驗了高潮——當然也有一些必然的低谷。第二天，我發現自己在一群帶著小孩的家長面前談論童年創傷。而在我之前的表演節目竟是一個放屁聲比賽。盡管如此，我也不該抱怨。第二天，我對著四名觀眾演出：兩個孩子、一位母親和一位姑姑。我在現場做了調整，盡量避免讓孩子們感到不安。不過，說實話，我的笑話內容相比起他們剛剛看到的台上“死亡”場景，恐怕還不如那些讓人震撼吧。或許，這些場景會成為他們未來的心理治療話題？
當然，並非一切都糟糕透頂。我在一場名為“脫口秀哲學”的演出上，表演了關於喬丹·彼得森和當代斯多葛主義的段子（我對兩者都並不感冒）。演出結束後還有一個問答環節，我半認真地回答哲學問題，而主持人亞歷克斯·法羅則負責搞笑。那段經歷非常有趣。而我也很享受在漢諾威酒館地下室，對著一群爆滿的觀眾表演我關於創傷和治療的段子。主持人馬特·威爾斯給了我一個很棒的建議：“走進燈光里！”聚光燈亮得讓你看不清觀眾的臉，所以像我這樣的新人，常常會不自覺地退出光線範圍；但讓觀眾看到你，比你看清他們更重要。
這就引出了一個問題：脫口秀演員只是單純地渴望關注嗎？他們追求的僅僅是那轉瞬即逝的笑聲嗎？還是有更深層的動機？作為哲學家，為什麽我會被它吸引？這些是我這一年常常問自己的問題。我可以半開玩笑地回答：如果脫口秀演員是現代哲學家，那麽現代哲學家也應該去做脫口秀。但這並不是一個嚴謹的邏輯推論，前提也並不成立。脫口秀演員有時確實會涉及一些哲學難題和悖論，但他們並不真正試圖解決這些問題。最終，哲學探究並不是一個笑話。
我猜，對於我來說，脫口秀的吸引力，更多是表演本身的體驗，而非表演的內容。西塞羅和蒙田都曾將哲學描述為“學習如何面對死亡”。但這並不是我的體驗。哲學沒有讓我接受死亡，我依然像以往一樣害怕死亡。也許是我理解錯了？學術哲學大多是智力上的探討，而不是精神上的修煉。而脫口秀則不同。在一個昏暗的房間里，站在台上，你要面對的不是字面上的死亡，而是社交上的“死亡”——即觀眾集體冷漠的沈默——你由此學會，死亡並不是終點。無論經歷多麽痛苦，你都將生還，再次登台，或再次經歷“死亡”。
毫無疑問，脫口秀有其自戀的一面。但這是一種經過深思熟慮的冒險。你可能會得到笑聲，也可能什麽都得不到。你的自尊心可能會被撫慰，也可能會直面虛無，期待著下一次重生。脫口秀作為一種暴露療法教會你，無論你多麽渴望陌生人的認可，最終你並不需要它。“走進燈光里！”這句話並不是一個虛榮的宣言——它是一次近乎死亡體驗的點撥。
基蘭·賽蒂亞（Kieran Setiya）
當代著名哲學家，專注於倫理學、形而上學以及生命意義的探討。他目前在麻省理工學院（MIT）任教，其研究以兼具學術深度與人文關懷而著稱。基蘭的代表作《人生的哲學：一份逆境指南》（Midlife: A Philosophical Guide）探討中年危機的哲學意義，將理性思辨與實際生活經驗相結合，為迷茫中的讀者提供啟示。他的寫作風格通俗易懂且富有洞察力，致力於將哲學的智慧帶入現代生活，幫助人們在日常挑戰中找到平衡與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