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爾街日報》隨筆 | 鄭樂雋《我沒有孩子，但並非出於選擇》

我寫了一些受歡迎的數學書籍，定期作為鋼琴家演出，並在芝加哥藝術學院任教。我與一位美好而充滿愛的伴侶生活在我最喜歡的城市里的一棟漂亮房子中。我的生活在許多方面幾乎實現了我所有的夢想，除了一個顯而易見的遺憾：我不是一位母親。而我渴望成為母親。這種無子女的狀態，是我每天都在哀悼的事。

擁有孩子似乎是一種普遍的人類體驗。我覺得自己被父母們包圍著——同事們匆匆結束會議趕去看孩子的足球賽或演出，街上母親們推著嬰兒車，臉上帶著滿足的笑容。媒體充斥著關於孩子及其需求的討論。幾乎每天都能聽到朋友懷孕的消息。這是否誇張？對我來說，絕非如此。

是的，我經歷了許多生育治療和無數次流產。多年的注射、檢查、與生育專家一起努力，都未能成功。三年前，我的最後一次懷孕以嚴重的內出血和急救手術告終。身體的恢覆花費了不少時間，但留下了什麽呢？一個我認為辜負了我的身體，還有一個無法停止分析、執著於此從而導致這一切結果的數學頭腦。

我現在48歲了，已經沒有再懷孕的現實希望——盡管這並不能阻止人們勸我不要“放棄希望”。

像我這樣的女性常常被描述為“拖延生育直到為時已晚”。據人口學家稱，美國的出生率創下歷史新低，不僅因為女性在晚年生育更少的孩子，還因為很多女性根本沒有生育孩子。

這些趨勢的批評者，包括共和黨副總統候選人JD·萬斯，擔心女性正在浪費我們最具生育力的歲月，追求良好的教育和充實的職業生涯。他們指責我們只有在簡歷上已經閃耀著其他成就時才轉向母職，然後在我們的身體不配合時表現出震驚。或者，更糟的是，他們指責我們優先考慮自己的欲望，而不是全心全意致力於下一代的健康。

這根本不是我的經歷。

我一直知道自己想要成為一名母親。我並不忽視母職的代價。我知道有孩子的女性通常比無子的同齡人賺得更少，升職也更少——這種現象被稱為“母職懲罰”。但這並沒有阻止我，即使我是數學研究生院里為數不多的女性之一。我想要一份事業，但僅僅是為了養育孩子，而不是為了事業本身。

我相信我應該能夠為我的家庭提供經濟支持，所以當我25歲並有了第一份全職工作時，我覺得自己已經準備好要孩子了。問題是，我遇到的男人們並沒有準備好。我知道我的最具生育力的歲月是有限的，但男人們沒有這種壓力。我的第一個認真交往的男朋友堅決表示他不想要孩子，將來也永遠不會想要孩子。而去年，他在48歲時有了一個孩子。

在我尋找生活伴侶的過程中，我的職業生涯不斷前進。我獲得了多個學位，在世界各地擔任了博士後職位，並在英國謝菲爾德大學獲得了數學的終身教職。這成了一個問題。似乎成功對男人來說是一種威脅。有些人被嚇跑了，有些人試圖貶低我。

有些人則更坦率地表達了他們的不安。一個人友好地結束了我們的關系，他解釋說：“我知道我永遠找不到比你更好的人，但這就是問題的關鍵——我需要和一個比你差的人在一起。”另一個人在幾次約會後坦白：“我確實想和一個聰明的人在一起，但……不要比我聰明的人。”

當我30歲時，母職還遙不可及，我感到非常震驚。當女性因為找不到合適的伴侶而無法生育，並且不願意獨自生育時，這有時被稱為“社會性不育”。時間只會加劇我的問題。每當我在一個以男性為主的領域取得新成就時，我似乎對男性的吸引力就更少。

在我的第一次書籍巡回演講中，一位年長的男性電視主持人對我說：“沒有男人會想和你在一起。你在太多事情上都太出色了。”

我很高興地說，他錯了，但我直到39歲才遇到我的伴侶彼得·韋索洛斯基，那時我的生育能力已經多年嚴重下降。我很快就了解到，我的社會性不育已經變成了生理性不育。

40歲時，女性擁有較多異常卵子，這意味著更難創造出一個可行的胚胎。這就是為什麽年長女性即使懷孕，也更容易流產。

當我開始進行體外受精（IVF）時，我們的醫生說我們每個治療周期能得到5個卵子已經算是幸運的了，而每個周期至少需要兩個月。我們得知需要大約50個卵子才能確保得到一個基因正常的胚胎，所以我心理準備好了要進行10輪IVF。如果我沒有從雇主那里得到優質的保險，這可能會花費大約50萬美元。

IVF是一個身心俱疲的過程。我每天要在精確的時間給自己打幾次針，接受每日的侵入性監測，並處理為刺激卵巢生長更多卵子而設計的激素雞尾酒的影響，同時還不能太早排卵。然後是在關鍵時刻進行的取卵手術。

如果這一切意味著我能有一個孩子，那麽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但事實是沒有孩子。我的身體無法完成這個基本過程，這種失敗感覺如此內在而個人，仿佛我們沒有孩子完全是我的錯——盡管我的伴侶向我保證他並不這麽看。

人們常常問我關於領養的問題。的確，有許多孩子需要父母，能夠通過這種方式建立家庭是件很棒的事。但領養並不能治愈生理性不育。這個過程不僅昂貴得令人咋舌，而且非常漫長和覆雜，這意味著到我成為母親時，可能已經五十多歲了。

種族也是一個覆雜的因素，因為研究表明，與領養父母長相不同的孩子往往在情感上和身份認同上感到不太安全。因為我是亞洲人，而我的伴侶是白人，我們不太可能找到一個看起來像我們倆結合的孩子。

但事實是，我還沒有在情感上準備好再經歷一次艱難且可能徒勞的追求孩子的過程。鑒於我已經感到的失敗感，我無法承受現在還要接受領養機構，甚至是生父母的評判：我是否會成為一名合適的母親。

根據美國人口普查局的數據，1977年到2022年，美國25歲到44歲無子的女性比例從不到20%上升到了近35%。通常，這些數字被解讀為女性在追求事業或避免額外的費用和責任方面所做的有意選擇。這些決定通常被呈現為女性從生育壓力中解放出來的證據。

在通常的媒體報道中，我們常見勞累過度的母親和自由思想的無子女女性的故事，而像我這樣的女性的故事卻被忽視了。非自願無子女的羞恥感和由此引發的失敗感，導致我們中的許多人將痛苦隱藏起來。但我們的數量比你想象的要多。根據芝加哥大學研究人員2022年對美國成年人進行的一項調查，40歲以上沒有孩子的女性中約75%曾希望成為母親。

我在一些網上的非自願無子女支持小組中找到了這些女性，這讓我在悲傷中感到不那麽孤單。因為被排除在母職之外的痛苦對他人來說難以理解，這些女性中許多人承認她們不願意與朋友、家人或同事討論這個問題。

通常只有在這些半匿名的在線空間中，我們才能宣泄對領養、生育治療的高昂費用以及他人不經意的建議（是的，謝謝，我們已經知道你要推薦的所有東西）的感受。我們討論我們的故事如何在關於更年期的敘述中缺失，仿佛它只是關於潮熱和情緒波動，而不是我們生育能力的悲劇性結束。我們抱怨人們如何假設我們的無子女狀態是一個選擇，或者認為我們的生活似乎很輕松。我已經數不清有多少人羨慕地認為我的疫情經歷簡單無比。我希望這些人能夠理解想要孩子卻無法擁有的感覺。

盡管無子女的女性在追求抱負上似乎更輕松，但我們的無子女狀態往往被社會作為對我們女性身份的攻擊。卡瑪拉·哈里斯絕不是21世紀第一位因沒有做母親而遭到譴責的女性政客。前英國首相特蕾莎·梅和前德國總理安格拉·默克爾也遭遇了類似的攻擊，往往還是來自其他女性的攻擊。削弱女性在社會中的地位的一種方式是將她們及其真正的掙紮對立起來。

像我所認識的許多非自願沒有孩子的女性一樣，我努力在我擁有的生活中找到意義和美。我有一個很棒的伴侶和支持我的朋友。我熱愛我的工作，尤其喜歡幫助年輕人學習、成長並欣賞數學的奇妙之處。我作曲，遊泳，並常去看歌劇。我對這一切心存感激。

但當我把這些東西都算上時，我並不認為它們彌補了我沒有的東西，那些我永遠無法去愛、去擁抱、去培育、去看著成長的東西。我現在正努力在我曾設想的生活的空白處構建新的生活，那些我曾設想的有尿布和蠟筆、有鋼琴課和畢業典禮的生活。

我知道我並不是唯一一個在努力、悲傷地找出這個無法擁有孩子的生活出路的人。我只是希望我們的痛苦，我們的故事，不再隱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