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夜的一個夢里，我回到了北京，站在我家院兒門口。那兒曾經有部公共電話，黑色的轉盤式的那種，居委會的大媽們在那兒負責看守。以前我在這兒與朋友打電話時，她們就在那兒聽著，還從不隱藏自己的輕蔑或者好奇；等我掛掉電話，她們會先抱怨我怎麽聊那麽久，然後在她們的本子上記錄我的這次通話，並計算費用。在那些日子里，我每次要去打電話之前都會累計很多差使，這樣我的父母就不會注意到我出門太久了。我從自己的午飯里克扣下來的那些錢，都用來花在了電話、郵票以及信封上了。就像維多利亞時代的小說的主人公，我總是在父母查看信件之前查看有沒有我的，以防止它們被父母中途劫掉。
在夢里，我說我想打電話。兩個大媽走了出來。我認出了她們——在現實中，她們都已過世了。沒有了，她們說，沒有公共電話了，現在大家都有手機了。這個夢並沒有什麽特別之處——所有人都會不受控制地在夢里回到過去——除了兩位大媽回答我的時候用的是英語。
很多年以前，當我決定用英文開始寫作時，我丈夫問我是否明白這個決定的含義。他想說的絕對不是操作層面的顧慮，盡管這樣的顧慮一點也不少：發表出版模糊的希望；缺乏合適的職業生涯——我到美國研究生學習的第一個領域是科學；我作為一個小說作者將面臨的越來越嚴格的移民政策。我的很多從中國來的大學同學，作為科學工作者，都已經在“國家利益豁免”政策下拿到了綠卡。但一個藝術家對國家利益而言往往無足輕重。
我的丈夫是寫電腦程序的，他問我的，其實是關於語言。我真的明白，放棄自己的母語，意味著什麽嗎？
納博科夫曾經這麽回答這個不斷被問到，直到令他厭煩的問題：“我的個人悲劇——我不得不放棄我的母語，我最自然的表達——不能，實際上也不應該，成為任何人的關注點。”不過，如果一件事情，我們把它稱之為悲劇，那麽它就再也不是個人的了。當一個人哭訴時，那只是個人的傷痛；只有當看客雲集，並表達著他們的理解與同情時，人們才會把它稱為悲劇。一個人的不幸，是屬於他自己的；一個人的悲劇，是屬於他人的。
每次當我去想象納博科夫的苦痛時，我總是能感受到些許自責。一個人與其母語的親密關系，如同所有的親密關系，可以是令人慰藉而又無可取代的；但這種關系也可以要求一個人給予超出他願意給予的，或者是能夠給予的範疇。如果要我坦承，我的個人拯救，這個不能也不應成為任何人顧慮的拯救，是我主動地與我的母語斷絕了關系。
在2012年的夏秋之際，我在加州與紐約住院，並在此期間兩次嘗試自殺。第一次用了幾天，第二次用了三周。在那幾個月，我的夢經常把我帶回北京。我會站在屋頂，就是那種蘇式灰色公寓樓的屋頂；或者坐在公共汽車里，去到一個陌生的街區迷失了方向。醒來後，我會把那些之前沒有出現在夢里的物件列進我的記事本里：陽台下的一個燕子窩，屋頂帶刺的鐵絲網，老人們圍坐八卦的花園，街角的郵箱——圓圓的，綠色的，滿是灰塵的，在一個半透明的塑料窗後有用手寫的收件時間。
但我從沒有夢見過愛荷華市，那個我1996年初到美國的城市，那年我23歲。當我被問到對那個地方的第一印象時，我很難從記憶里掘出任何東西來幫助我作一個有意義的回答。最近，從我加州的家出發，我又去了一次那里，並且拜訪了當初我每天都會走路經過的鄰居家。這是一套一層的房子，被粉刷成讓人感覺舒適的柔和的顏色，白色的木籬笆圍出了房子前的院子。而這一切，一點都沒有變。直到那一刻，我意識到，這一切我從來沒有用中文描述給任何一個人或我自己，而當英語成為我的語言，描述這些成為了日常。不管在我從一個語言轉為另一個語言時發生了什麽，它們並沒有成為我的記憶。
我用英文寫作的決定，經常會被人們問起。從一個語言到另一個語言的轉換對我來說很自然，我回答說。盡管我知道，這個回答說了也沒有多大的作用——就好像當被問到某人的頭發為什麽突然在某天變白了，而不是任何其他時候，一個人很難作出令人信服的回答一樣。但這是一個空洞的對比，我知道，因為我並不想觸及這個事情的核心。是的，我承認肯定有一些東西是不自然的，而我拒絕接受它們。但不自然的絕不是用第二語言寫作——你總可以舉納博科夫何康拉德的例子，更不論與我同時代還有很多這樣的作家——也不是我沖動地為了寫作而拋棄一個靠譜的職業。不自然的是，我對中文絕決的拋棄，絕決得如選擇自殺般堅定。
納博科夫的悲劇在於，他的不幸可以輕易地被公共歷史所解釋。他的故事——因為革命的感召而最終被流放的故事——成為了他人的所有物。我用英語寫作的決定也曾被解釋成從我祖國的歷史中的一次逃逸。但不像納博科夫，他曾經也用俄語寫作並發表，我從來都沒有用中文寫過東西。即便如此，我們依然無法逃脫這樣一個事實，那就是，一旦一個個人決定被放在了公共的棱鏡中觀看，它就變成了一個隱喻。有一次，我同一個東歐的詩人一起，他和我一樣在美國生活多年，並用英文寫作。我們在一個活動上被邀請朗讀我們自己用母語寫作的文章。我解釋說，我並不用中文寫作。主辦方為他們的誤解道歉。我提出我可以閱讀李白、杜甫或任何一個我從小背誦過的諸多詩人的詩，但最後取而代之的是，我被安排讀一個政治犯寫的詩。
一個隱喻想要超越的願望會削弱任何人類故事的力量；它想要啟蒙的野心會遮住所有創造隱喻者的眼睛。在對隱喻的不信任的路上，我對艾略特惺惺相惜——“我們所有人，無論嚴肅或輕浮，都將我們的想法糾纏在隱喻中，並在它們的強大下致命地行動。”我對我母語的拋棄是個人的，非常非常的個人，以致於我拒絕任何其他的解讀——政治的，歷史的，民族的。我知道我丈夫多年前問我時的初衷，指的就是這個：我是否準備好了成為一個符號，無論是被善意地還是別有用心地解讀。
我這個年代的在美華僑會批評我的英語不夠地道。一個愛國者，在讀完我的作品後，在一封電子郵件里指責我的語言既不地道又沒有韻味，不像一個真正的作家應該做到的那樣——他充滿憤怒地寫道，你就是用簡單的英語寫著簡單的事情，你應該為自己感到羞恥。一個研究生院的教授，也是一個美國作家，曾經跟我說叫我停止寫作，因為英文永遠對我來說都是一門外語。他們糾結於一個語言的歸屬權，而不是把我弄得跟納博科夫一樣焦躁，這讓我不禁偷笑。英語對於我來說，跟任何一個別的語言一樣，完全是一個隨機的選擇。一個人追求的東西其實並沒有他拒絕的東西那樣絕對。
在我離開中國前，我銷毀了我珍藏多年所有的日記以及大多數寫給我的信件，就是那些我天天為防止母親發現而提前查看的信件。那些我沒法說服我銷毀的，我把它們打包帶到了美國，盡管我再也不會打開它們了。我寫給他人的信件，如果我可以要求他們的話，我也叫他們幫我銷毀了。這些我在那里生活的記錄，因為我自己在中國的時間已經結束，而變得無法忍受。但是想要刪掉自己母語生活的殘暴的願望僅僅只是一廂情願罷了。一個人與其母語的關系，就好像他與其過去的關系。沒有一個故事開始於我們想開始的，結束在我們想結束的地方。
一個人跨越國境而成為一個嶄新的人。一個人完成手稿並切斷了他與角色間的聯系。一個人接納了一門語言。這些都是假象，展現虛幻的自由，因為當我們讓時間單方面的流逝時，它提供給我們虛幻的寬容。一個英文短語直到現在還讓我感到害怕——“To kill time”：時間可以被殺死，但只有被瑣碎而無目的的事情殺死。沒有人會認為自殺可以殺死時間，因為那被看作是勇敢的行為。
在我第二次在紐約住院的那段時間，有一組護理學生在一個周五來醫院玩Bingo遊戲。另一個病人，一位年輕的女士，問我要不要加入他們。Bingo，我說，我從來沒有玩過啊。她思考了一下，跟我說，她也只是在醫院的時候才會玩這個。這是她第八次住院。在她小一點的時候，她在這個醫院學習過一段時間的中學課程。有一次，她給我指了一塊用圍欄圍起來的草地，她說這是她和她的小夥伴經常玩耍的地方。她的父親會經常在下午來看她，我會想象，他們一定是在一起玩著遊戲，而不是試著說些什麽。那個時候，沒有什麽語言可以表達得完整，語言沒法讓一個人贏得與時間的賽跑。
但是，語言卻有能力讓人沈沒。一個人的想法像奴隸般屈從於他的語言。我曾經認為，所謂的深淵就是一個人的絕望變得無止盡；但在任何時候，哪怕最悲慘的絕望，也都有一個盡頭。真正如深淵般的，是一個人飄忽不定的語言像流沙一樣朝他自己包圍、迫近：“你什麽都不是。你必須做任何可以做的事情來擺脫虛無。”我們可以殺死時間，但語言可以殺死我們。
“患者表達了這樣的感情……好像她自己是她心愛的人的負擔”——很久以後，我讀到了這個來自於急診室的記錄。我卻完全回想不起這樣的對話。“是她心愛的人的負擔”：這句話一定在什麽時候誰對我說過。我不會在我的思考和寫作中使用這樣的句子。可我的這些拒不承認並不是為了避諱一個所謂的陳詞濫調。當我們使用“負擔”這個詞時，已經表明了一個人在另一些人生活中的重量；而稱他們是“心愛的人”只是假裝自己還有能力去愛罷了。一個人往往不會因為一句陳詞濫調而來一場自我審判。
當Katherine Mansfield還是個少女時，她在自己的日記里寫了一個住在隔壁的男人用短號吹了數周的《Swanee River》。“我在‘Swannee River’上醒來，飲者它的水吃每頓食物,然後伴著’全世界都那麽陰郁(all de world am sad and weary)’的搖籃曲入眠。”當我從紐約回到家後，我同時讀著Mansfield的筆記以及Marian Moore的信件。在一封信里，Moore描述了在Bryn Maw籌款的一個夜晚。女傭們穿著浴衣，系著綠色的腰帶泛舟：“這真的是在Swanee River順流而下最最現實的方式。”
我在這句話上做了個標記，因為它讓我記起來一件本已忘記的時刻。那是在我九歲那年，我的姐姐十三歲。在一個周六的下午，我在屋里，而她在陽台上。那一年，我的姐姐加入了學校的合唱團，就在秋日陽光下，她用她那馬上就要告別童聲的嗓子唱：“順著Swanee River而下，遠遠的，遠遠的。那里是我內心轉變的地方；那里是舊物事停留的地方。”
當時的歌詞是翻譯成中文的。記憶，照理說，也應該是中文的。但我不再能回想起那個小小的掛著葡萄藤的花園了，父親在精心澆灌而後又被我們憤怒的母親連根拔掉；或者那個點綴著小花的竹柵欄；或者那個被我們的囤積者父親經年的垃圾堆滿一半的陽台——如果我不用英文將這些東西說出來的話。我看不到我的姐姐，但我能聽到她用英文唱著那些歌詞。我能試著去理解母親的脆弱和殘忍，但我選擇的語言是橫亙在中間的阻礙。“你知道嗎？我死之後，你爸爸會娶另外一個女人？”當我小的時候，我母親經常跟我耳語。“我不能死，因為我不想讓你跟著後媽生活，你知道嗎？”或者，在她被不可解釋的憤怒接管時，她會說，我是她唯一愛的人，而我將不得好死，因為我並沒有展現出哪怕一絲感激。但我把這些時刻，只要可以用英文表達出來的，都放進了我的角色里。那些沒有被翻譯的記憶，我都可以與之決絕；那些不能被翻譯的記憶，可以變成別人的故事。
當我們進入一個世界——一個新的國家，新的學校，一個聚會，一個同學會，一所軍營，一家醫院——我們要用它要求的語言說話。智者去融入的辦法，就是擁有兩種語言：一種說給別人，一種留給自己。一個人學習掌握公共話語的過程與他學習第二語言並沒有太多不同：評估各種情況，用合適的詞和準確的句法組織句子，盡量去避免犯錯，或者在說錯後抱歉並從中吸取教訓。公共語言，就像第二語言，都是熟能生巧。
也許這兩者之間的界限是，也應該是，不固定的；可對我而言，它永遠不是如此。在我寫作時，我經常忘記，英語也被他人在使用著。英語就是我的個人語言。我的每一個詞在說出或落筆前都要經過一番思考。我從不懷疑——這會不會是一種幻覺？——我與自己的每一段對話，盡管在語法上多少有瑕疵，都正是我想要的樣子。
在我與英語的關系中，盡管這個關系因為一個非母語者與這個習得的語言之間天生的距離而讓人們覺得可疑，我還是感覺到自己是無形的但又並不疏遠。正是這樣的位置，我堅信是我在我的生命中一直追尋的。但任何一種追求都有越界的危險，比如，從無形到被抹掉。
曾經有那麽一段時間，我的中文還是寫得不錯的。在學校里，我的文章經常被視作模板；在部隊里，那個我十八至十九歲志願服役的地方，我的領導總是給我兩個選擇，要麽幫她起草講話稿，要麽去洗廁所或豬圈——我總是選擇幫她寫。有一次，在高中，我參加了一個演講比賽。在講台上，我看見眾多的觀眾為我詩意而又虛假的謊言感動落淚；我把自己都感動得哭了。那一刻，我覺得我可以成為一個非常好的政治宣傳的寫手。可我為此而感到煩惱。一個年輕人，總是希望真實地面對他自己和這個世界的。但這並沒有讓我捫心自問：一個人的理解力可以完全依賴於公共語言嗎？一個人可以形成一個很確切的想法，或者喚起一段很真切的記憶嗎？或者，僅僅依靠公共語言，他能感受到一個真實的感覺嗎？
我的母親非常喜歡唱歌，在她少兒時代她總是在唱歌。這些歌曲大多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宣傳歌曲。但有一首歌曲，是她一生都在回想的，因為她不知道這首歌怎麽唱。這首歌是她在幼兒園學到的，那一年，共產黨解放了她的小城。她只記得這首歌的開頭。
在紐約的那個醫院里，曾經有個老婦，穿著一雙閃亮的紅鞋，坐在走廊里。她說，我感覺自己像Dorothy，說著朝我展示著她的紅鞋，那是她從捐給病人的物拾中挑選的。在一些日子里，她的頭腦還清晰，她會說著這雙鞋如何地傷腳，而她又如何地無法舍去它們；或者，那些她服用的藥物如何讓她感覺自己的腦子像死了一樣，並且自己的身體如何痛苦不堪。而在另一些日子里，她會對著空氣說話，對著不可見者展開一場無休止的對話。那些離開她或已逝去的人們又回到她的面前，令她淚流滿面。
我經常坐在這位孤獨的Dorothy身邊。我是在偷聽她嗎？也許吧，但是她的那些對話早已不可侵犯。如果一個人可以抵達一個點，在那里公共語言與個人語言的邊界已不再重要，那將是令人畏懼的。因為我們大多數的行為——去擺脫痛苦，去追求幸福，去保持健康——都是為了給自己的個人語言留出一個空間。如果失去了這個空間，他們就只剩下了一種語言。據我的母親和她的兄妹們說，我的祖母在她被送進避難所而死去之前，變成了一個對著空氣說話的人。我們有很多東西會失去：希望、自由、尊嚴。但個人語言，總是做著頑強的抵抗。唯有死亡，才能將其帶走。
當談及她保持著記日記的習慣時，Mansfield說：“作為一個喋喋不休的人……我必須說這世上沒有任何東西能給我同樣的解脫。”有時，她會用嘲諷的語氣直接與她的讀者——她的後人——對話，嘲笑他們將自己已死的文字看得那麽認真。我更傾向於不相信她。但如果我否認從她的文字中能得到慰藉，那我一定是不誠實的。就在我第二次住院後的幾周里，我的生命還搖搖欲墜。各種需要對抗的疾病，需要吃的藥，需要執行的手續，需要報告的醫護，但所有這些，都是為了去掉一個選擇而存在的。我看不到有什麽可以取代它，但我知道，沒有人可以回答。沒有語言可以描述我所感受到的陰郁，我把Mansfield的文字當作飲鳩止渴的毒藥吞食。有沒有可能，一個人會成為另一個人的文字的俘虜？我標記的和反覆閱讀的那些文字，它們是她的想法還是我的？
我什麽都不能做，唯有工作。可我如何能在如此虛弱，虛弱得連一支筆對我來說都像一根拐棍的情況下工作？
在與人建立聯系這個永恒的渴望里，有一些深刻而又可怕的東西。
當一支病殃殃的小鳥飛離樹幹時，你會驚訝地發現那麽粗壯的樹幹也會狠狠地搖晃。我希望鳥兒知道這些，並因此感到無比傲嬌。
一個人只是想要對另一個人有確定的感覺。僅此而已。
我比任何人都更能了解我的毛病。我確切地知道我是在哪兒失敗的。
那些離我非常遙遠的人們，他們真的為我存在過嗎？抑或，因為我否認他們的存在，他們總是辜負我然後消失不見？假如我將死去，那麽我就像現在這樣坐在這張桌子前，玩著我的印度紙刀，會有什麽不同嗎？完全沒有。那我為什麽不幹脆自殺呢？
當一個人用一個習得的語言時，他總是不斷地組織著那些毫無感情色彩的詞匯，有時甚至顯得冷漠。
而當一個人的記憶也都用一門習得的語言時，他的記憶就有了一個分水嶺。在那之前的記憶可能變成別人的生活；它甚至看起來更像虛構的小說。
我想，一個人是用什麽語言來感知這個世界？或者說，一個人需要語言來感知嗎？當我在紐約的醫院時，我的一個醫生叫我去一個課堂學習意識與大腦。兩個醫學院的學生，照著一個寫好的腳本，采訪了我。主持課堂的醫生，對學生們的試探很沒有耐心，叫他們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並且直截了當地向我拋出了一些尖銳而又無情的問題。為了回答他，我必須整理我的思緒和想法，與此同時，我還仔細地打量著他和他的學生，正如他們打量我一樣。當他問我關於感覺的問題時，我說這已經超出我能描述的範圍了，或許這些東西本就是不可描述的。
醫生反問道，如果你能將自己的想法表達清楚，為什麽不能表達清楚你的感覺呢？
我花了一年的時間尋找這個問題的答案。用一個習得的語言去感知太難了。哪怕是用我的母語，我也辦不到。
經常，我會認為寫作是個無用功，閱讀也是，生活同樣。孤獨就是你沒法用你的個人語言去與他人交流。那些被公共語言以及浪漫化的聯系填滿的，是虛無。
在我做了公共電話的夢後，我記起了曾經在部隊的一個時刻。那是一個新年夜，我們被要求一起觀看中央電視台的官方聯歡會。在節目播出中段，一個執勤的女孩走過來對我說，你有一個長途電話。
那是和我們公寓樓門口一樣的黑色轉盤電話，我姐姐在電話的那頭。那是我生命中第一個長途電話，下一個是在四年後，當我回到北京後，一個美國教授打來面試我的電話。我現在還記得那個女人，從紐約城的斯奈山醫院打來，詢問我對免疫學的興趣並講述她的研究項目以及在美國的生活。我的還不錯的英語讓我能聽明白她說的一半的內容，另一半因為嘈雜的背景聲無法聽清讓我冷汗直冒。
在新年夜我的姐姐跟我說了些什麽？因為拋棄了我的母語，這些記憶早已被抹去了。但我知道，即使用了一個新的語言，我也沒有停止抹除。而這，我的朋友，正是我的悲傷和我的自私之處。在我用習得的語言說話與寫作的日子里，我從來沒有停止過抹除。而我還在這條路上越了界，從抹除我自己的東西發展到抹除他人的。在這場我與我自己的戰爭中，我不是唯一的受害者。
在一個理想的世界，我會傾向於將我的意識留給思考，而且僅僅只用來思考。我害怕有那麽一個時刻，當一個想法銷聲匿跡而一個感覺開始萌生，當一個人面對著擺脫虛無的永恒挑戰而他又無言以對的時刻。當一個人無法言說而又要去言說時，那他就必將犯錯。我通過寫作，這篇或任何一篇文章，來言說——為了我自己，也對抗著自己。慰藉來自於我選擇的語言。而不幸，源於我把它們全都說了出來。
李翊雲（Yiyun Li）
美籍華裔作家，以其內斂深刻的敘事和對人性細微之處的洞察著稱。她的作品多聚焦於孤獨、記憶與身份認同，文字風格冷靜而充滿詩意，探討個體在歷史與情感洪流中的掙扎與救贖。代表作包括短篇小說集《千年敬祈》（A Thousand Years of Good Prayers）和長篇小說《小孩們的時代》（The Book of Goose），其作品多次獲得國際文學獎項的肯定。李翊雲以她卓越的語言掌控力和對內心世界的深刻挖掘，成為當代文壇不可忽視的聲音。
發表於《紐約客》2017年1月2日刊，原文鏈接為
https://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17/01/02/to-speak-is-to-blunder
